历史与现实:当代文化焦虑的中国考量

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他者文化的界域拓展与自我文化的梯度落差,在西方文明的强势辐射、中国文明的对接滞后与普世文明的认同偏离的境遇裹挟中,中国文化表征出某种焦虑的心理状态.基于全球化这一公共性实践与反思的时代视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上,揆诸历史单一维度的乏力应对、全盘西化的盲从应对与中国本位的固守应对三个维度的举措,前瞻多元维度的协作应对、中西对接的交互应对与中国文化的超越应对是当代中国文化焦虑的应然路径.     

国家本位与家庭本位：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理论成就的特点与启示

通过回顾中西方轴心时代后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前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文章提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成就多集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称的“宏观”领域,讨论强调的多是治理大一统国家需要解决的诸多经济政策问题;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成就多集中在“微观”领域,讨论的是自然法、产权、公平价格和商品价值问题,许多经济分析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造成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差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早期文明起源时对面临不同地理环境的挑战所形成的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概括总结中国经济史理论经验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所包含的理论智慧理应对今天具有理论启示与借鉴意义。     

西方文明背后的暴力阴影

本文通过追溯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历史及各自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质,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形态不可能产生暴力文化,暴力来自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扩张性,一种文明的暴力转向根本上取决于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暴力示范效应,应对资本主义及相应的价值准则进行反思,以开辟人类美好的未来。     

西方文明背后的暴力阴影

本文通过追溯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历史及各自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质,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形态不可能产生暴力文化,暴力来自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扩张性,一种文明的暴力转向根本上取决于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暴力示范效应,应对资本主义及相应的价值准则进行反思,以开辟人类美好的未来.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现代西方文明协调发展论之我见

现代西方文明协调发展论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协调发展的文明系统论,揭示了文明的协调发展实质,指出文明是包含经济、政治的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协调的整体系统;世界历史的文明统一体论,表明世界文明是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及具有统一性的整体;社会危机的文明批判论,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文明的失调与对抗,指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尽管存在着具体界定上的歧义性,我们至少可以在人类文明转向、与资本主义文明竞争和社会主义实践反思等三重向度上使用这一概念,而描述与规定这一概念的更大困难在于实践中理论目标与现实起点间所构成的巨大反差和一般意义上的动力机制难题.尽管如此,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绿色乌托邦未来想象,蕴涵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创新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想象与动量.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四重蕴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指向,涉及民族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领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总体性反思,是对东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旧有文明形态的一种扬弃与超越,能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提供积极启示和路径参考。中华民族文明复兴、亚洲文明高地再创、社会主义文明复合和世界文明秩序重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四重蕴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综合性创造,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公共主义的文明观指引,具有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厚蕴涵。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正确制定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生态危机却不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可以明白,西方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要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生态危机必然会发生。而中国的生态危机,则根源于采用了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必须抛弃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抛弃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阿格尔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异化消费"为基石,深刻剖析了西方工业文明下的生态危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由生态危机所取代,而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是异化消费,为了消除异化消费和摆脱生态危机,阿格尔构想一种"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倡导分散化和非官僚化。阿格尔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对我们应对环境问题,很明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地存在着局限性。这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挑战、生态文明与政府管理创新

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弊病及其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干预,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一系列反应说明,在现有工业文明基础上固守传统的组织与技术管理范式,很难有效克服不断激增的环境挑战。相反,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为推动当前政府管理创新、最终形成环境友好的公共治理图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生态文明所能促发的治理变革已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学者更当预先研究生态文明愿景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新举措,为中国克服环境挑战、并在未来文明体系发展中葆有竞争优势做出努力。     

文明形态论的合理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文明形态论是指从宏观上对历史进行整体解释,并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将人类历史发展视为由各种不同文明演进史构成的文明史观.西方的文明形态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理应予以批判.但是,它的多元文明演进的历史观点,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特征,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形态论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西方文明形态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多元文明形态的理论视界,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价值.批判地借鉴文明形态论的合理价值,对于研究当今世界不同发展道路和多样化文明模式,特别是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和"矇"——从"俄狄浦斯的双眼"看现代性危机与文明反思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其强烈的反叛现代性趋向,促进了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文明人的自大狂所导致的理智的盲区就在于忽略、忘记和压抑了所谓文明时代之前的原始智慧,俄狄浦斯的自刺双眼与自我流放,意味着文明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悲剧催生出强烈的原始主义倾向,对抗自大的现代物质主义和唯科技主义的精神压迫,打破西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在资本主义方式之外寻找更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根本保障和理论基础。当前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诘难与挑战是微观具体生态文明制度的严重缺失。基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们应深刻反思微观具体生态文明制度的缺失,并从科学的绿色政绩考评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

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对非传播，其面临着文化隔阂、传播效能受限等多重挑战。因而以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文明观为价值基石重构中国对非传播就尤为必要，其真正回归了国际传播分享交流对话的本质，不但有助于发掘中非文化共性与差异，超越西方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对非传播范式，更暗含了中国对非传播的文化自觉。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不仅需要实现理论升级，建构能支撑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对话性的对非传播理论体系，还需在实践创新上下功夫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以实现中非日常生活的文化共享。     

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差异

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差异吴晓军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前社会性质基本相同，在封建社会母体中都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东渐，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贫穷落后。而日本却幸运地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革，...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