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文化涉及的范畴极为广泛,国内关于文化也有众多定义,中国作为一个古老而典型的东方古国,不仅存在着东方文化的共性,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也拥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将着重从中西方“义”与“利”的思想、中西方家庭观念和英雄观念三个角度阐述中西方不同文化观念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东方哲学给予我们的经济伦理学启示

亚洲价值或东方价值是近年来东西方共同感兴趣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有否大一统的静止的亚洲价值，抑或这仅仅从修辞学角度说才有意义？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于东西方流行观点的独特看法。在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否定有所谓“亚洲价值”后，作者还具体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有关价值思想，认为西方可从东方哲学中学到许多经济伦理学教益。本文对我们了解东西方价值研究的新动向，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企业文明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

19世纪以来、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惨败之后,俄国不得不在同时面对强势西方和袁势东方的背景之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过程中,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俄国知识阶层的视野中,东方与西方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和两条道路,并且最终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缘此出发点,他们不仅在谈到俄国落后的原因时,而且在谈到俄国未来命运时,要么是将落后原因归结于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恶劣影响,要么是把东方和中国列为"野蛮的"、"落后的"、"污秽的"、"黑暗的"、"没有前途的"代名词,从而具有强烈的"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因此,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深认识实属罕见,并彰显其弥足珍贵的思想价值.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海洋日本论的政治化思潮及其评析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 ,诸如“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说流行于日本 ,对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虽然它们提法不一 ,但都是用海洋文化的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及其同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关系。为了简便起见 ,本文统称为海洋日本论。我们知道 ,海洋文化的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认为 :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 ,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 ,它孕育出西方文化 ;大陆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忍耐的 ,它孕育出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是静的内陆文明 ,而只有…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司马迁就具有这一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民族大一统思想、疆域大一统思想和政治大一统思想等，这一思想在史学上表现为“通史意识”。     

国际关系与东方现代化

由于国际关系和现代性在近代东方共同登场,使得东方国家对于它们的反应-接受史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样式。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国际关系带给我们的,又由于中国加入国际关系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所以,国际关系与现代化这两个议题在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就紧密交织纠缠在一起。这势必影响东方文化对这两个领域的看法。或许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但是这也能够有助于揭示事情的本相,有助于人们思考和沟通这两种学科。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