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时代的河流伦理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宣扬伦理道德,以新的价值观———生态伦理的价值观,重新认识并构建人与河流的新型关系,唤醒人们自觉呵护河流、关爱河流的意识;实施河流伦理的主要原则、水利工程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提高我们水利水电工作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这对于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走出主体性困境——河流的生存论反思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如何维系河流健康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认识、研究、反省和采取适当对策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既与西方近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发展困境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矛盾相关。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忽视河流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导致对河流盲目的征服和开发,人与河流的关系遭遇空前危机。应从价值与伦理双重角度来评价河流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价值标准,建立广泛的河流伦理,把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河流生态整体,用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的眼光去评价被人类忽视的河流价值。用对话、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观,用主体—主体关系来代替主客体关系进行理性重建并审视河流环境问题。构建河流伦理理念,树立河流环境道德意识,为河流生存危机走出伦理困境提供可能性视角。     

略论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

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人的价值(包括人的理智价值、德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肯定,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活动成果的社会应用中所产生的正负两极效应的自觉,同时也是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科学活动成果合理应用的实践和对促进人-社会-自然系统协同运行的道德责任与"终极关怀"。     

河流伦理与流域生态补偿立法

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源远流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河流伦理。河流生态伦理是其主要内容,流域生态补偿是其实现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虽是经济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也具有道德性——对河流内在价值的生态补偿,而这也为其立法提供了基础。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即上下游关系、干支流关系,以及河流与蓄水体之间关系。这些关系其实都是道德关系,这也为法律调整提供了可能;其次必须重视河流伦理作用,即充分夯实立法的伦理基础,促进立法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促进立法进化并改进其思路。     

“河流伦理”思想及论证中的若干挑战

"河流伦理"概念的提出是现实社会治河理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应用伦理学而言,在现代民主的"对话-协商-论证"(Dialogue-Negotiation-Argument,简称DNA)序列中,学者的工作主要在于"论证"(A)一环,论证不可能如科学哲学中D-N模型所描述的那种演绎推导一般表现为"必然得出".在努力论证河流伦理的同时,也要考虑传统伦理的论证责任以及范式转变的重要性.     

试析环境伦理的困境

当代生态伦理学家把"伦理"、"道德"、"价值"、"权利"这些社会生活领域的概念稍加改造后移植到自然生态系统,曲解了它们本来的意义,使其理论陷入了困境:自然物本身不可能固有同人类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抽象谈论其内在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关爱自然是为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明智选择,绝非缘自权利义务关系,自然物的权利因缺乏义务主体而不可能得到实现;应当保护自然的道德准则也因缺乏价值标准无法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直接推导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生态问题上的表现,人对自然的态度是生态环境中介着的人对其自身的态度,调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只能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来实现.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生态事实、价值观与生态伦理规范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实质是人类生存的危机。从具体的生态事实出发,重建价值 观,从而综合地制定良好的生态伦理规范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出路。重建价值观要求消解 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教条;制定良好的生态伦理规范,既要求该行为从生态事实出发又要 看其是否符合道德目的。不同的生态事实应该制定不同的规范。因此,不分事实而言人类利 益优先或保护生态系统比任何人类利益更重要都是不对的。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关于河流生命的伦理问题

河流生命的伦理是对河流观念的一场革命,适应了环境革命发展的时代需要,以及河流世界观、价值观转变的要求,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一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进行综合研究的河流生命学,其伦理难题在于新的生命的定位和界定及其伦理的本质问题。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现实根源,更在于其理论根源,即传统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其伦理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价值.因此,传统伦理学是仅适用于人类内部的伦理学.在传统伦理学那里物不再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自在之物,自然也不再是具有自在的存在论本性的自在自然,而是成为为主体产生又为主体所用的人化自然.因此传统伦理学堵塞了人类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伦理依据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人的评价而改变的,是内在的存在于事物的本质当中的.自然界的权利是指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一旦存在,便有按照生态学规律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权干预的.这对于把自然界纳入伦理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得人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理论基础.     

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替代

本文回顾了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两个起源,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环境伦理学家们对此概念的争议,说明非人类自然拥有权利的观点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伦理学家们所提出的五种对自然权利概念的替代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管理伦理研究简评

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且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无论对人性之路的认识，还是对管理理论的演进，人们已普遍注意到人文伦理对现代管理的重大价值，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文就管理伦理研究的起源、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概括性的综述，并提出了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我国流域开发管理的目标模式与体制创新

科学、合理的流域开发管理体制 ,是实施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组织保证。在对我国现行流域开发管理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流域水资源开发的特点 ,提出了我国流域开发管理的目标模式 ,即以流域为单元的一体化管理 ;并借鉴国外流域开发管理的有益经验 ,构建出我国流域开发管理机构的基本框架     

生态伦理视野中的价值范畴

生态伦理学内部各派的争论归根结底源于对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对于价值理解的分歧表现在对价值主体范围的认同不一致。消解生态伦理学内部纷争的有效途径是重新理解价值概念。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伦理的关联性及价值

基于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考察了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伦理中的相关性及价值。认为儒家伦理的义利观、相互性原则、中庸之道等,与现代企业伦理的伦理责任、心理契约与组织承诺、现代企业家精神等在一定意义上相互融合,具有相通性。如果说,儒家伦理为现代企业伦理提供了有效的道德价值、知识图景与伦理之道,那么,现代企业伦理则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现实载体和价值实现空间。     

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

企业伦理受到国际管理学术界的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企业伦理的提出和应用，内在地要求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与伦理结合是传统管理所忽略的，至少可以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这一要求势必给管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概括起来说，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研究包含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各自有丰富内涵的研究课题：管理伦理、伦理管理和借助于伦理进行管理。对这些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将使管理与伦理的结合落到实处，而且将形成新的重要的管理理论。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