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论商品经济对唐五代词的影响

词兴盛于晚唐五代有多方面原因，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远超过前代，尤以东南和西蜀为甚；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词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赏心悦目动听的多维效果，而外来乐曲的适时传入，如醉人的春风吹拂，使其迅猛成长。词从诞生那天起就摆脱不掉美人的“倩影”，《花间集》奠定了词的艳情传统，直到苏轼以诗为词，词才得以解放。     

论《花间集》的结构、视点与创作意旨

《花间集》第一次从整体上向人们展示了文人词在结构、视点与创作意旨上的一些特点。具体地说,《花间集》在结构形态上是截取一特定的生活片断,并以人、事、景、情四种因素的组合、交融链建构这一特定的生活片断。在视点类型上主要采用“旁观者”与“切入角色”并用的视点,并形成了词独特的视角运行方式。而创作的核心意旨或根本目的乃在于揣度他人,以表现泛化的私情。《花间集》所开创的词的文体创作范式对以后文人词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制约性和影响力。     

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花间集》内容新评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后蜀赵祟祚编,共十卷,录词五百首。花间派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代表作,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文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一) 《花间集》中的词,多数是写男女艳情、悲欢离合、旅愁闺怨、伤春惜时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题材极少。陆游在《花间集跋》(之一)中批评道:“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花间词,相反给了它较高的历史评价。在《花间集跋》(之二)中,他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从前人对花间词的评价来看,各有所执,毁誉并存,但总的倾向还是称赞多于遣责,“功大于过”这一习惯性评语施诸“花间”,也还合适。孰料近几十年,花间词逐渐被否定了,它成了词的发展史上的“一股浊流”,戴上了一顶“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帽子,中国文学史     

词的文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

词是我国独有的文学样式，随之伴生的理论自成体系。本文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词的独立宣言；《花间集序》划清了词与宫体诗的界线；辛弃疾对词学有贡献；针对着词作堆积材料的弊病，张炎在《词源》中提出了“清空”说和词创作的系统理论。     

试论清初“婉约派”的词学理论

清朝词的创作与词学理论，都呈现出中兴的局面，清代初期的词论，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婉约派”占主导地位，他们的词学理论主要有下面几个核心论点：一、以“婉约”为正宗而不废“豪放”，主张融合两派之长，另创新体；二、重“自然”、“本色”，严诗、词曲之界限；三、对词中感情之作用及其它创作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清初“婉约派”的词学理论，为清代词坛的繁荣局面开了个好头．     

汤显祖评《花间集》及其它

汤显祖在他诀世的前一年，出版了朱墨套印《玉茗堂评花间集》，但今难窥全豹。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出版的《花间集》收录了汤显祖１１条《花间集》评语，这１１条评语与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由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所收录的汤显祖２０条《花间集》评语无一相同，因此，特将１１条汤评佚文检出公诸于世。汤显祖的《花间集》评语，是才子评书，给以不少词学认识上的补订、考据、质疑、辨正。汤显祖成功地从《花间集》以及方言俗语中学习语言，为“临川四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汤显祖对待《花间集》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给后人不无启示。     

一重帘的世界——浅析《花间集》中的“帘”意象

《花间集》标志着文人词的成熟,其词多为男女相思、闺中幽怨的艳情之作。感情的抒发离不开环境的刻画,《花间集》在描摹抒情主人公时总是伴随着对其所居闺室的刻画,其中＂帘＂就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帘＂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阻隔,更是古代女子幽闭生活环境的表征。＂帘＂与女子密不可分,不仅成为闺房的陈设,更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存在。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论《花间集》中“花”意象的成因

“花”意象,在“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中频频出现,多达300余处。18位花间词人不约而同地大量捕捉“花”意象进入创作,使其成为传递人物情意的媒介,从单纯的自然物象上升到意蕴丰富的艺术意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根源和意蕴:中国文学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风气的喜尚、中国文人的传统心理以及花间词本身的审美特质。     

温柔的叛逆--《花间集》艳风新论

《花间集》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悖离和叛逆。正统的诗文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两方面 :儒家的现实情志和释道的超然理趣。而从《花间集》的爱情表现、《花间集叙》的词学观和后人的词学批评来看 ,《花间集》集中表现爱情相思正是对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叛逆。     

《清平初选后集》三题

清康熙刻本《清平初选后集》是清初重要的词选集,尤其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依据.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研究者遂多以《词坛妙品》代替《清平初选后集》.实际上,《清平初选后集》具有独立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词坛妙品》存在着诸多区别;二是其中的《姓氏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云间词人名单;三是其中的《凡例》与田茂遇《叙》为研究云间词派创作和理论主张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关于意境的称谓,常出现将意境、境界和意象混为一谈的现象。这三个概念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文章将对此做一探讨。“境界”这一概念由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使用、强调和《人间词话》的深刻影响,似乎有等同和替代意境的倾向,同时,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概念也由于没有明确的界说,而常常与意境等同。这三个概念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且相互之间很难清晰的切分,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有重合,但三者的基本特征和使用范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表艺林之骚雅,成一代之伟观——《瑶华集》编纂意图及价值

蒋景祁的《瑶华集》编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倡扬醇雅词风的浙西词派已经笼罩了词坛,而其日趋空疏饾饤的弊端也渐显露。《瑶华集》的编纂,一是为了萃集词坛各家各派菁华,保存清初“词为特盛”的一代史料;二是反映清初词坛由百脉汇流归于浙西一统的发展趋向,同时对词坛日渐显露的不良倾向进行反拨,其融通的词学观对后来的清词选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