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物理"至"性理" ——论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

中国虽然缺乏知识论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知识论思想。张载关于"见闻之知"的思想涉及一系列与知识论有关的问题,如外物、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等问题,但是张载又从物我对立的伦理角度贬低"见闻之知"转而倡导物我合一的"德性所知",提出从"见闻之知"进展到"德性所知"的修养工夫,并探讨了与"德性所知"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论心性论视域中张载的三种知之辨

张载在其思想体系中提到三种知：见闻之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我们联系张载的人性论、工夫论中的相关内容,对这三种知的具体所指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分疏后,可以得知见闻之知和后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所指实为同一本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夫与修养的不同。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分辨与联结

王阳明从早年"取竹格之"至龙场自悟"吾性自足"的为学进路,其实就是沉潜良知与见闻之间紧张关系的过程。王阳明并不反对见闻之知,只是不能认知识为良知。相较而言,他认为良知天理比见闻知识更值得欲求,如"精金喻圣"。倘若迷失良知,徒以"知识技能"相较量,则为王阳明所深疾,如"拔本塞源"之论。在严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二种联结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方法。     

二程“格物致知”思想体系中的认识论问题探要

在阐述"格物致知"思想时,二程提出了几对认识论范畴:"真知"是指把握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常知"则是停留于事物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心知"与"深知"相当于今天的理性认识,阐明理性认识同感性认识的区别以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实见"与"未见"分别相当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强调"实见"产生真知;"积累"与"贯通"说明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处理事物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过程。关于"知"与"行",他们认为知为行之先,有了知,则自然能行,所以知为先,行为后。二程对认识论范畴的论述,既体现思维的整体性和和谐性,又突出了系统性与思辨性。     

二程格物穷理说中的两种“知”

中国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的理论中存在着唯物因素同唯心体系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表述格物穷理说的“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一对范畴上.本文通过对这对范畴的产生、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来揭示二程思想的矛盾性.二程理论的基点是唯心主义的“天理”,因而认定先天的德性之知是认识的根源.但是,在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中产生了构成闻见之知的主、客体条件,这就使得二程把以探索客观事物为特征的闻见之知当作人们实际的认识途径.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傅山反理学思想的社会政治指向——以傅山肯定"无理"范畴为视角

在明末清初反理学思潮之中,王夫之、黄宗羲二人主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理气关系。顾炎武则主要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将理学还原为经学,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命题。相比较而言,傅山对理学的批评,比较侧重于从字义的历史还原和理学的社会作用角度,批评理学之"理"的理论谬误及其危害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从理气关系的角度,认同"气先理后"的思想;(2)从范畴史的角度,消解理学之理的神圣性,认为宋明理学家讲的"理"不合先秦儒家经典上所说的"理"字,缺乏历史根据;(3)认为"理"也有善恶之分,如同性有善恶一样,不是像宋明理学家说的那样,理为纯善;(4)通过"无理与理"关系的辩证,提出了"无理生理"、"无理胜理"的激进思想,这是傅山从理论上批评理学最具特色的地方,从而也显示了其对理学批评的社会政治指向。     

从“格致”论看朱熹的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的研究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还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后者，学界较少有系统的评析。文章通过对朱熹理学体系之核心范畴——“格致”的内涵和价值进行重新厘定，揭示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实践精神都是朱熹理学的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时期高校教师师德散论

师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师德 ,从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与工厂产品生产劳动两种劳动的相似性出发 ,可理解为教师从事传授知识劳动的职业道德。广义的师德基于上述两种劳动的异质性 ,有着两个层面的内涵 :1教师应身体力行培养学生积累公民的基本道德 ,即传统的育人 ;2注重“因人施教”,找寻开启学生创新潜力和能力的金钥匙 ,并自己在科研方面有较大的创新。通过以上分析 ,揭示了高校教师师德内涵的极富弹性的特征 ,从理论上可以解释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种种师德问题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浅析

“心外无物”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试图通过“心外无物”的理论纠正程朱理学以来形成的那种从心外求理的误区。在王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当中,心的感知意义处于次要地位,道德至善之心才是此心的根本,相应的物也不再是孤立于人之外的冰冷之物,而是与人相关的“事”,甚至于是人的道德行为。王阳明论述“心外无物”的目的是要通过“成己成物”的教养历程,将外在于人的“物”,纳入到主体的“心”中来,将作为良知的善良意识凸显出来,但在其凸显出了良知的同时,却极容易走向自然人性论中。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德律为何要像自然律——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路径就是通过划界来区分开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按照这样的方式,上帝和灵魂等在知识领域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理念在道德领域中被重新构建起来。因此理论理性是必然的,而实践理性则证明了自由。然而,这两个理性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其理性主义根基,因此康德才提出“自然世界是理智世界的模型”以及“道德律要像自然律”的命题。康德的三大批判体系是相互融洽贯通的,共同构建出一个理性大厦的完整框架。     

格物致知在明清的意义转换

格物致知是理学中一个道德形上学命题,但在明清之际逐渐发生了知识论、方法论意义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在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现的。意义转换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削弱和消解了内在的传统道德形上学意义,标志着理学道德形上学解构的开始。     

现代技术伦理的“知行合一”问题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中行之有效的规范,在传统技术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现代技术活动同样应强调“知行合一”,但贯彻这一规范有许多困难。单靠个人的“知行合一”并不能解决群体或组织的“知行合一”问题。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可能使某些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责任意识,企业家的道德自律时常在利益冲击下难以坚持到底。为此,必须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完善的道德制约体系,逐步建立伦理监督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技术伦理教育,培育技术人员的技术良知,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