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无论从对传统进行彻底清算并重新评估定位,还是从其对中国思想走出传统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来看,最能体现船山之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就是他的人性论。它是船山心性哲学的基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性哲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内在生命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一切重要的问题如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等均是通过心性哲学来体现并依靠心性哲学去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性之学正是船山哲学思想的难点和重点,它是船山学的关键所在,也是船山作为理学家并结束理学使之向近代转型的最集中最明确的体现。船山对人生、对社会生…     

船山理欲观与健康人性论

<正>"天理"、"人欲"是我国思想史上一对古老而重要的范畴,天理人欲问题也是传统儒家重要的论题之一。孔子"君子怀德,小人怀惠"的论断已然为天理人欲之辨定下基调,程朱理学则在"理本论"的基础上将天理人欲的对立推向极致,认为"天理"纯然为善,"人欲"纯然为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二元论。陆王心学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在"心一元论"的基础上主张天理即人欲,把天理人欲最终都统一到"心"上。     

王廷相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王廷相是明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注意考查社会状况,关心人民疾苦,细心观察和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坚持反理学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廷相认为认识是从耳目见闻开始的.他说:“耳目开,而视听生矣.……万物之情,其入我者,以耳目之灵。”(《慎言·向成性篇》)世界万物的情况,通过耳目的视听,在人脑中引起感觉和印象.他在《雅述上篇》中说,把初生婴儿在幼儿时就关在黑屋子里,只让他吃喝活着,不让他接触事物,长大了从黑屋子出来,他连日常用的东西都不能分辩,其它复杂的事情更不必说了.这是因为:     

论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是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中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知行学说,以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论述了“行先知后”的反映论思想,自觉地将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斗争     

《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正> 《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糜烂,思想上崇尚清谈,而在文风上则流于绮靡。《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对正始玄风的兴起以及引起的文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所谓“率多浮浅”,即尚空谈而轻覈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通变》篇还说:     

培根哲学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曾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的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近代科学的进步,都曾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为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物质福利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英勇奋斗。但是,在过去若干年间,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并不都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经典作家的某些片言只语出发;不够注重历史实际,而是习惯于贴标签。在对于资产的革命时代的哲学家研究方面,我们总的来说,还不够深入细致,因而对一些历史上的哲学家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这种状况,即使“近代唯物主义始祖”的培根,亦不能幸免。为了编出一部科学的哲学史,我们有必要对哲学史上某些问题,如培根哲学认识论的实质问题等,重新进行探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唯物主义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新论

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念。关于这个问题,哲学界过去曾讨论过,未达成一致。这里试图在考察黑格尔关于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统一的思想的基础上,澄清一些概念的混乱,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论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在于辩证法。     

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对哈贝马斯认识论特点的探讨

哈贝马斯试图把兴趣范畴引入认识论,建构认识和兴趣辩证统一的新型认识论。他的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批判黑格尔的总体性的真理观,拓展认识论的研究视阈和层面,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认识类型的科学性、真理性作认识论的辩护;批判唯科学论的客观主义,强调认识论的反思批判性;凸显认识的价值方面,实现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从认识与兴趣关系的视角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试图改变孤立的主体的认识论模式,探讨认识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关系。他的认识论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却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的观点。因此,尽管他自称他的认识论是指向人类解放的,但却聚焦于科技理性的批判上,而并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论墨子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宗教思想的矛盾统一

古代哲学家自身思想中的矛盾现象,最甚者莫过于墨子。在《明鬼下》,墨子以其朴素唯物主义的“三表法”,论证了鬼神的存在。他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的有人看见杜伯其鬼射杀周宣王等传说,说明“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以夏虞殷商西周三代圣王皆以鬼神为有,论证鬼神“何能谓无”,以“鬼神之能赏善罚恶”、“治国家利万民”,验证鬼神之确实存在。本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宗教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在这里却如此地集中二者于墨子一身,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为人性论的研究留有余地

对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问题,在国内外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用阶级论代替了人性论,一切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企图恢复人性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人性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是反对把人性论当成历史科学的基础,排斥一切以人性论为依据来解释历史动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只在这种意义上对人性论加以批判的。对于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来研究人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留着余地。     

以科学、平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当前中国改革的讨论

中国的改革面临各种复杂问题,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并界定其性质与根源.要不要改革和要怎样改革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些看似支持改革的观点将改革的性质、目的、宗旨、方向与其手段、方法截然分开,将所有问题的讨论都置于“是否要改革”这一衡量标尺之下.这类观点一方面表现出方法论上的极端性,另一方面混淆了问题的性质.本文从方法论入手,分析这些观点的逻辑性、科学性问题,提出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探讨应该在科学的、平等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     

以“兴观群怨”为例看船山的接受美学思想

对于船山“兴观群怨”,学者们作出了各种阐释,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首先从接受时象考虑文本潜在美学评判标准;其次,接受主体不同对美学价值取向阐释不同;再次,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有荚学上的独特心理体验。     

论墨子“三表”说对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墨子是我国较有影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所创立的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曾说过:“世之显学,墨儒也”(《韩非子·显学》),就连儒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孟轲也不得不承认:“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