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实施问题研究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通过实务考察,发现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变化不大,司法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出庭证人的口头证言并不一定被采纳,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裁决说理不够。主要原因是新刑诉法没有否定关键证人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传统印证证明模式的深远影响,非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转化为非法实物证据而更加难以排除,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不合理裁量不受追究,以及司法人员自身能力不足等。因此,为了使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明确关键证人的范围,把未到庭的证人限定为非关键证人;加强司法人员能力建设,让其习惯于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刑事审判中因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使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不能得到执行,因而,当前急需在立法上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刍议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拒不作证特别是拒不出庭作证,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为切实解决证人拒绝作证的问题,使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民作证权利义务的规定得到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提高办案质量,亟需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进一步完善。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刑事案件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之我见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制度。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其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疏漏，也有司法人员、辩护律师工作上的不足，还有社会伦理观念的压力以及证人自身义务观念淡漠等。应采取完善立法建立证人保障制度、重塑司法机关形象、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在全社会树立起“依法治国，人人有责”的新理念等对策，使证人主动出庭作证。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及其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在我国初步建立。但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立法、司法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完善和解决。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缺陷考

刑事诉讼法自1996修订以来，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的缺陷不断显现，现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合理性备受质疑。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已成为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问题。如今，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重新构建一套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综合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已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证明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多是依靠作为＂受害人＂的控方收集的言词性证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明需要保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控方证人需要出庭作证,警察需要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标准相对较低,对证据的认识不同于司法机关。辩护人妨害作证的判断应该以律师执业标准为准绳,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不构成妨害作证。     

刑事证人作证方式分析及其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证人不能或不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在法庭之外提供证言又是及时查清、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在实行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的同时,又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和补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漠视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会导致对证人不出庭作证采取片面、过激措施。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合理规范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机关有保护证人安全的义务。然而,迄今为止,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愿出庭作证的情形仍十分严峻,严重制约着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进程。证人不愿作证有多方面原因,立法对证人的保护存在不足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本文通过对我国证人保护立法的评价分析,尝试对完善证人保护立法提出一点建议。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扰乱法庭秩序罪管辖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 ,对扰乱法庭秩序序罪的管辖作了新解释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通过更明确的司法解释 ,才能消除存在的不足     

论新刑诉法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和解具有传统的刑事制裁方式所不具有的优点,是有效解决刑事案件,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经过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和讨论,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第二次修正案,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二章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终于有法可依了。在公安司法机关理解和贯彻执行该特别程序的规定时,应当特别注意依法进行和解。其中要审慎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是真正真诚悔过,当事人是否是真正自愿和解进行考察,坚决杜绝"花钱买刑"等与刑事和解相关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迷茫中的选择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显示出快速简便、提高诉讼效率的优点,但是,通过不断的司法实践,存在着适用比例低、对被告人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为充分实现简易程序的效率和公正应予以完善。     

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

＂彭宇案＂折射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对裁判诚信的期待。《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包括法律宣示意义上的间接适用与裁判援引意义上的直接适用：前者毋庸置疑但不宜滥用,后者看似很美然功能有限。裁判诚信要求依法尽职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和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对法院和法官具有诚信引导、解决民诉法＂体系违反＂、衡平各方诉讼利益、事后惩戒等功能。裁判诚信的本质,是依照法律和程序,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即衡平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特别自诉简论

特别自诉制度自创立起,就遭到学界各种批评。本文对主要批评意见进行了辩析,指出该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权利形式化和权利失衡,提出了以实现自诉权实质化和当事人权利对等为原则的修改建议。     

证据移送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同时规定在起诉及庭审后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的制度,这就为法官与证据在法庭以外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导致法庭审理效率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使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无法实现。取消证据移送制度,切断法官在法庭以外与证据建立直接联系,方能最终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     

论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立法——以法院诉讼行为为研究对象

从监督、制约的词义解读入手,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界定,并从审判权的产生、审判权的属性以及审判权行使的主体三个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确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然后,根据权力制约模式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我国民事诉讼运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构建一个以当事人监督制约机制为首要机制,法院监督制约机制次之,检察监督制约机制排位最后的呈三维结构的民事诉讼监督制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