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冲突与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家族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嬗变历程,先是竭力以儒家文化抵御基督教文化,接着是用儒家文化附会基督教文化,再是以基督教文化批判儒家文化.在这种嬗变的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儒家文化规范下的家族观念不断地受到冲击、产生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传教士们思想的启迪,从而不断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     

“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

李提摩太来华之初,遵循传统的街头布道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丁戊奇荒"发生后,李提摩太积极进行赈济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丁戊"赈灾为契机,他广交官绅,译印书刊,培训当地教会领袖,借推动中国改革之机力图使中国皈依基督,从而开创了一条新的本土化传教路线。然而,近代中国的变革日益走向非基督教化的趋势,这是李提摩太所不能左右的。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办报动机辨析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密不可分。从内容上看,传教士所办报刊整体上虽然宗教性内容并不多,而是以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及西学西政等世俗知识为主,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办报的传教动机,这是他们在中国这一特殊的非基督教国家中采取的一种传教策略。同时,基督教近代在华的传播史,是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也使传教士出版报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侵略”的色彩。     

两种文化的对抗:传教与反传教

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寻求新生的尝试,也是古老的文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被迫做出的适应性反应.最初,西方文化以其坚硬的物质外壳率先在器物层次上击败了中国固有文化,接着又深入到文化的制度层次,直至触及到传统文化的内核——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对中国文化内核的冲击并不仅仅是由于近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传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内核的一部分也与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尖锐对立.近代中国民众激烈地反传教运动,如果不是这种对立的直接产物,也与中西两种文化冲突产生的特殊的民族心理有关.本文正是在这一点上把传教与反传教视为文化上的对抗,旨在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     

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利玛窦在华传播天学获得成功, 归功于其“基督教中国化”的策略, 即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两个层面, 趋合中国儒家文化, 求得华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他的传教充分展示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中互动、趋同的规律, 昭示着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与创新。     

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译介中的得与失

晚清至民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除了传教之外,还开展了各种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泽介活动便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就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的深刻程度而言,应首推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作为最早的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西方近代历史著作,十分有必要从译介学的角度对其所采用的文化策略与翻译手法的得与失进行探讨和分析,并进而梳理和揭示出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以及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和开拓性的贡献。     

基督教与科学

科学传教与学术辅教,是基督教在近代社会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传教布道方式。这不仅已是欧美各国基督教所努力发展的途径,而且也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积极推行的方法。十九世纪在基督教史上被赞为“伟太世纪”和“新教世纪”;而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它又被誉为“科学世纪”。正是这个宗教与科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时代,给近代入华传教士(主要是新教)提供了文化思想土壤与社会活动背景,使其在西学东渐文化传播过程中独占鳖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到刺激与推动的重要历     

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位异常活跃的外国人,他与维新派人士以及其他各派人物的关系极其微妙。他就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教史学界的同行。     

狄考文在登州的传教活动及其科学传教观的形成

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狄考文热衷于通过科学知识为基督教传播开拓道路。他一方面创办基督教学校传授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还建立科学制作所和博物馆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狄氏的科学传教观意在利用近代科学清除愚昧迷信思想,为基督教传播扫除障碍;并且通过科学知识塑造新型人才以引领中国社会,最终推动基督教在华传播。狄氏的科学传教观的形成原因主要归因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准确认识。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慈善事业

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及其慈善活动是近代湖湘文化和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为了在民风强悍的湖南传教,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开展社会事工间接传教,这包括教会教育和医疗、灾赈、育婴慈幼等慈善事业.这些慈善活动为湖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的作用,有助于湖南近代化的进程,也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     

传教士戴德生疏远政治特权的主观因素解析

近代入华传教士大多借助于政治力量从事传教活动,结果往往引起中国人的排斥,严重的还引发民众与教会冲突.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最初也期望政治力量能带给他真正的帮助,但在经历了崇明岛事件和扬州教案后,他逐渐疏远了政治特权,这一方面基于他对中国人排外原因的认识,另一方面基于他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他对中国的爱和中国文化的认同,事实证明这样做反而更便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试析曾国藩的基督教观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是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传入近代中国的。因此,宗教文化与政治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基督教的两个重要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曾国藩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卫道＂对抗到正视其宗教地位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看,曾国藩主张承认传教特权、限制基督教约外侵权,最终希望修改传教条约。总体而论,曾国藩的基督教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论梁发的翻译传教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

梁发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华人宣教士,与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过从甚密.为了传播基督教,他翻译、编撰了多种基督教布道小书.他采取派发布道小书给科举考生、在医院给病人布道等独特的传教方式传播基督教福音,他为此所作的诸般努力,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理应予以肯定.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试论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李提摩太在戊戌维新运动过程中的主张、言行和所作所为,指出李提摩太是拥护和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的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从宗教身份到日常道德伦理——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入侵,促使儒家文化艰难地开始了百余年来的"现代性"转换。正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示例作用,启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提出儒家文化的"宗教身份"问题。新儒家针对现代性进程之中暴露出来的文化问题和伦理问题,指出了儒家文化对于现代性的疗救作用。全球化为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当代契机,儒家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具体进路在于:第一,排除掉儒家文化的"宗教身份"这一思考路径。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过程之中,儒家文化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当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和社会秩序模式,才能在道德伦理重构中具备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