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公民伊斯兰理论与实践

公民伊斯兰是“9·11”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它首先基于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内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印尼和土耳其是两个典型例子.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政治却处于世俗民族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包括苏加诺的“五项原则”、新秩序时期的统合主义以及后苏哈托时期的多元主义；土耳其则是伊斯兰民主的代表.在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下,政治伊斯兰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下日益兴起.与以暴力恐怖为主要特征的中东地区不同,印尼和土耳其展现出伊斯兰政治的另外一种模式.自由或温和伊斯兰同样体现为美国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外交战略.     

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在国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土耳其与大国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但运行至今的1982年宪法因强化总统权力、维护军方特殊权威、限制政党政治和公民权利自由而使土耳其民主政治呈现被监护的特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的修宪举措包括:2004年宪法修正案弱化军方权力;2007年宪法修正案为总统直选铺平道路;2010年宪法修正案根据法治和多元民主原则重塑国家司法机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努力突破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框架的尝试,为构建多元主义的民族认同指明方向,证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但由此造成的一党独大局面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悖论。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

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宗教的形式及其演变自然也各不相同。宗教在历史、政治和文化层面上"无形中"对现代性起到了建构作用。本文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以后的政治状况为例,通过分析土耳其世俗政权合法性中的伊斯兰因素,解释其文化与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而证明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的世俗化法则不能决定伊斯兰教的现代命运,恰恰相反,伊斯兰教的文化积淀决定了中东国家世俗化的形式与方向。土耳其政党的政治理念与执政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保持了平衡。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与世俗化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与世俗化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

凯末尔政府曾长期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努力培养和扶植本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进展缓慢。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土耳其的经济政策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土耳其国家主义从临时性的经济自保措施转向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而造成了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断裂。     

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主要基于两个基本维度: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尽管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顺差优势,但这并未改变土耳其视中国崛起为机遇的看法,土耳其也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抱有希望;在政治上,土耳其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存在互补利益,土耳其有接近上海合作组织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从而有利于中国应对"东突"问题.中土两国应致力于发展双赢的双边关系.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述评

"中间主义"作为当代伊斯兰世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思潮之一,重申伊斯兰文明带给人类的首要信息是和平中正,伊斯兰教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开展平等的对话交流,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人类共同发展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间主义"思潮对于维护伊斯兰各国民族的团结进取、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经济体制改革对生活方式变革的影响

我国人民生活方式中的一些明显变化,实际上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在时间进程上呈现出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同步发展的趋势。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变革间的密切联系。本文取狭义生活方式的范畴规定,分别从家庭婚恋方式、生活消费方式、时间支配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几方面的变革,来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作用,没有涉及劳动方式的问题。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纵观

所谓传统生活方式,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对而言,是从纵向上即历史的角度区分生活方式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历史上共同的生活条件(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自然的)的产物,是历史上积淀的传统文化在生活意识和生活行为中的体现。 附带说明: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不能混为一谈,这二者是有着相互联系的不同范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伊审之间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区域结构性敌对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双方在系统和次系统层面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在此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土耳其采伊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不平静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土耳其衣伊朗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努力克服敌意和不失时机建立合作的倾向。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30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1979～1988年之间的经贸往来扩大,1988～2002年之间敌意和冲突加强,再到2002年至今的全面政治和解与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长期来说充满敌意,但在某些国内外因素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有可能进行和解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

受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等因素的复合驱动,近十余年来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经历了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土耳其试图将土库曼人扶植为本国的地区代理人,服务于其周边外交目标的实现。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内政、打击库尔德人和推行地区干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伊拉克,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制衡库尔德地区的独立野心,保持土在伊北部的影响力。然而,受到叙伊国内局势、土库曼人族群特征、土与叙伊两国中央政府及库尔德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代理人色彩更浓厚,伊拉克土库曼人的伙伴角色则较为模糊和尴尬。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乃至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土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加剧了其国内政治与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     

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取向

由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质的生活方式类型之间的历史性跨跃。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型的走向是:由依附型生活方式向自主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封闭型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转型尚处于初期阶段,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土外交新思路

中国和土耳其——在古丝绸之路两端遥望的两个国家,近几个月来由于防空导弹汀购的争议,不断被同时暴露在聚光灯下。虽然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但中土两国注定都不会是输家,此次事件同时为两国未来的外交路线打开了新思路。虽然大部分国土处于亚洲版图,但土耳其历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向西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2013年在美国访问时,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阐释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美国、欧盟为主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周边关系;最后是拓展东亚、拉美等外交新领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土耳其遭遇重重阻挠,仍热衷于加入欧盟。即便在东亚关系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不是土耳其的外交重点,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民族感情上,土耳其更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土外交政策的调整,土耳其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功能分析

土耳其是第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中产阶层形成至今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成员组成由最早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官僚阶级和军人、到现代土耳其时期的小商人、知识分子等。大多数中产阶层自身建构为欧洲身份认同,喜欢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在98％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这部分中产阶层坚持推行世俗化发展道路,支持国家加入欧盟和深化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中产阶层不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而且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经济稳定的增长使中产阶层占有比例不断扩大,以至于土耳其成为西方大品牌竞相投资扩张的热土。在当代土耳其,中产阶层与现代化已经融为一体,他们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文化特征,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决定土耳其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苏非主义对伊朗的影响

伊朗文化和文学与苏非主义掺杂在一起,而且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掺杂的多.因此,苏非主义在伊朗的民族生活和历史中占有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伊朗人的思想和语言中对这些词语非常熟悉并且适应了它.虽然早期苏非主义没有任何规定的形式,但是经过三世纪以后,苏非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而且从第四世纪开始,它有了自己的形式以及组织.后来到第七和第八世纪,大部分人都能够适应苏非主义.当然,与此同时,一方面这种倾向对伊朗社会完全是具有积极影响的,满足了伊朗人民民族的以及历史的需要,帮助伊朗人民具有了独立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后期,尤其是到第八世纪,苏非主义对伊朗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并且引起了伊朗社会结构的一个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