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居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社会层面来看,健康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它既影响着个体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本研究运用中国10城市大规模随机问卷调查的数据,试图揭示对居民自评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自评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2)居民的社会资本质量对其自评健康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3)性别、年龄、移民身份、户籍身份、出生地、患慢性疾病的数量、抑郁指数和吸烟习惯等因素对居民的自评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与群体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1990-2007)

中国居民幸福感不足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的施政导向和发展理念也随之转变.利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1990,1995,2001,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2006)的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第二,女性、已婚、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在政府机关工作和具有党员身份都是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年龄和幸福感则呈现U型关系;同时,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因素.为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应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性别、婚姻与主观幸福感

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居民幸福感视角的政府绩效评价研究

关注居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已经成为政府绩效衡量的发展趋势,引入居民幸福感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首先要对二者的变量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运用DEA方法,考核18个地市的政府绩效相对效率,探讨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的政府绩效影响的重要因素,并用tobit回归的方法对4个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政府税收呈负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关系不明朗,进一步回归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居民幸福感出发的政府绩效评价,有利于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更能够把居民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导向。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其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引领作用。而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又受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文章以佛山市南海区社区文化建设为例,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与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年龄、性别等控制变量之间的运作机理。研究表明,控制变量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幸福感作用是不同的。而且认同度、满意度对幸福感是正的直接作用,参与度对幸福感不是直接作用,它是通过满意度、认同度与幸福感发生间接作用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

本文基于居民幸福感、幸福取向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的判断,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建构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模型,在大样本的"南京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对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特征及其多元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导型战略与可行性路径.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

私营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系统地阐述和研究了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从私营个体经济成长发展的产业特征、融资渠道、制度特征出发，研究产权制度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制约全市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融资瓶颈及其成因，提出促进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的对策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核心消费压力越小、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核心消费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变量关系产生调节效应。这一效应通过了对体制内（外）职业与幸福感关系差异性检验的证实,也被年龄、地域等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差异性所证实,从而证明核心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或消费方面,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消费结构。缓解家庭和居民核心消费压力对提高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结构性作用。因此核心消费变量的介入不仅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幸福感衡量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合理性。简单以西方研究中设立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确立幸福感衡量掩盖了诸多因素的差异性及其对传统幸福感衡量的影响与作用。毕竟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中可避免、可控制、可平衡,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不可控制、不可平衡。     

改革开放与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对幸福感也更多的关注。个体经营者作为随着改革开放涌现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发展、变化深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文章指出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促进个体经营者幸福感提高的因素和限制个体经营者幸福感进一步提高的因素，并对进一步提高居民尤其是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七维度结构为基础研究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外向性、才干以及处世态度可以有效地预测幸福感水平,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未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研究应当在进一步探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     

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HLM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各方力量来增加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但有个体因素,而且有宏观环境因素。因此,文章运用HLM多层次线性模型来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背景与意义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同时面临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