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世彩与《马启西先生传》

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做了不少关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及其创始人马启西先生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关西道堂和马启西先生的研究始于1936年范长江先生的《中国的西北角》。笔者经过调查考证,发现早在范长江之前,清末岷州进士尹世彩在其作品《马启西先生传》中就详细叙述了马启西先生的生平,并记录了关于西道堂教派的创建情况。岷州进士尹世彩应为目前所知对马启西先生和伊斯兰教西道堂进行研究的第一位汉族知识分子。     

齐鲁大地伊斯兰教第一碑

济南清真南大寺现存有一块于明弘治乙卯年(1495年)立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这块弘治碑是济南伊斯兰教明代碑刻中仅存的珍品,是济南伊斯兰教第一碑。据可靠资料证明,明代碑刻在全国存留为数甚少,而济南的这块弘治碑,可能是全国伊斯兰教现存的第六块碑。据说全国原有三块元碑,其中一块已毁,现存留两块。第一块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杨受益撰。第二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郭嘉撰。第三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撰,已毁。明代碑刻现存留有:1.明永乐五年(…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试论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的档案价值

<正> 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特别是新编的《炎帝陵》,是湖南酃县炎帝陵保存下来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档案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炎陵志中记载的炎陵碑刻有67块(其中宋碑3块、明碑17块、清碑47块);有关记载炎陵的志书(包括州、县志中的专章)有23种(明代2种、清代21种)。研究这些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特别是考察现存的四块清碑,不仅对修复炎帝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凭证,而且对于促进当前档案工作的建设与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历任鄯州刺史考述

在叙述正文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唐初鄯州所隶属都督府、道和节度使的情况。 武德元年(618)李唐王朝建立后,其地方行政机构随之设置。第二年,唐平薛举、置兰、甘、凉、肃、岷、河、廓、鄯等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辖境约今西宁、大通、乐都、民和及化隆等地区。都督府(隋称总管府)是唐在重要州设立的军政机构,掌军事。一般按人口的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武德八年(625)置兰州都督府,督兰、河、     

《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述略

在京城名刹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右前方、高大的饰花歇山重檐碑亭内,矗立着一座享誉中外的清代碑刻,即乾隆御制《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是乾隆皇帝特为纪念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喜(1738—1780)而建造的。该碑立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后,清净化城塔落成之时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但碑文内容却是由乾隆皇帝完成于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前、病重期间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初一日。因《写寿班禅圣僧并赞》为乾隆御诗,故此碑又简称“御诗碑”。     

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

(一) 白寿彝教授1936年在《禹贡》发表了《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拓片(一)系伊斯兰教历707年墓碑铭(简称707年碑),白先生在附文中说“碑文不甚可解”。拓片(二)系伊斯兰教历730年墓碑铭(简称730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附其后。白文不长,转录如下,“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当在百件以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近在杭州凤凰寺得其阿拉伯文碑拓片十四幅,其中有图案一,碑头一,碑文重复者一,实计共碑文十一幅。十一幅中有年月可循者仅两幅。此幅所记年月,系回历七○     

论宋代广西羁縻州制

宋代广西羁縻州制,是在唐代羁縻州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使之日益完备的。其主要内容,分述如下。羁縻州建置关于有宋一代广西羁縻州县的分布与数目,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粤西文载》、《广西通志》诸籍综述如下。邕州(治今南宁)下左江共二十七州、四县: 龙(一作笼)州、忠州、冻州、江州、万承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七源州、西平     

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

北元宣光纪年的文献传世无多,现存的主要又在云南。云南以外用宣光纪年的文献,者如下: 1、碑刻 (1)《西天提纳簿陀尊者浮图铭并序》 朝鲜李穑撰,韩修书并篆额,宣光八年戊午五月立,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二○八九号所收,刘喜海《海东金石存考》著录的《桧岩寺指空塔碑》,当即此碑。刘考说:     

对洮岷地区端午龙神赛会中崇拜女性龙王的思考

前言 洮、岷地区,就是现在的甘肃省临潭县和岷县及其毗邻地区。临潭县古称洮州,岷县古称岷州。这两个县在地域上是相连的,又因为这两个县在古代民族、历史的变迁上有诸多的相似性,在地方史志上,常常把这两个县合称“洮岷地区”。     

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

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 2 0世纪 80年代发现于蒙古国 ,是继《永宁寺碑》后女真文碑铭的又一重大发现。《九峰石壁纪功碑》所记载的是金明昌七年 ( 1 1 96年 )尚书右丞完颜襄率军在斡里札河讨伐北“术孛”(阻卜 ,亦作阻 )大获全胜的一段史实 ,由于碑文对国号、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重要人物的姓名、官称、封号都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对《金史》、《元史》都具有重要的补证价值 ;又由于存世的女真文碑铭极为罕见 ,此碑的释读会大大加深人们对女真语的进一步认识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

(上)六胡州建制沿革及地望 一、六胡州设置的背景和时间 六胡州是初唐时为安置迁入黄河河套南的突厥降户而专门设置的。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宥州宁朔郡条记:“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元文类》

《元文类》原作《国朝文类》,《四库全书》本改题今名。元代苏天爵编,共七十卷。所录诗、文八百余篇,起自元初,迄于延祐,按文体分为四十三类,故名。编者旨在保存文献,全书收诏制、奏议、碑传行状多达二百三十余篇,为研究元代史事的重要资料。传世有元统二年(1334)刊本、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四部丛刊》本据至正二年刊本影印。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收有《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一通,著录为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正书,碑阴刻蒙古文,今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正殿壁中,云云。后有题跋。原碑碑文颇有夺误,新志所收复多讹舛。亦见蔡美彪教授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按所谓碑阴所刻蒙古文即《云南王藏经碑》,过去未见汉译,或以为即圣旨碑所从译出的蒙古字原文,实误。据已故方国瑜教授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八《元时期文物》     

郑和后裔述家世

女士们!先生们!我叫郑云良,是郑和十八世孙,在昆明钢铁总公司铁路运输处工作,曾任昆明市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现年59岁,已退休,回玉溪北城东营村居住。我们家世居昆阳州,明末清初时,马、郑家族上百余户。咸丰六年,郑和后裔参加了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清廷对回民实行残酷的镇压,郑和后裔把“马哈只碑”掩埋起来,逃往玉溪的东营、西营、大营村。从此,就离开了祖籍昆阳,直到清末民国初,昆阳回民在月山上筑坟,挖到了马哈只碑,把碑立在原墓地。1913年,袁嘉谷先生发现马哈只碑,发表了《卧雪堂文集》,世人才知道郑和是昆阳回族马氏,“事今…     

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

吐蕃部落自唐末以来遍布河陇之地,东起陇山之首,西至阳关之西,均有其部落族帐居住。《宋史·吐蕃传》称:“自仪、谓、原、环、庆、镇戎暨于灵、夏皆有之。”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上述几州军并非吐蕃主要住地,而环、庆、灵、夏、镇戎等地都是吐蕃、党项的杂居之地,吐蕃的主要居地均在上述州军的西面或西南面。《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三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主要战役

正编者说明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是环境最恶劣,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中国战典(下卷)》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一 40多年前,笔者曾撰《新元史·阿刺浅传证误》一文,辨《新元史》作者混札八儿火者、阿剌浅、阿里鲜,阿三为一人之误,但对札八儿本人事迹则无所补充。近读中西史籍,发现其中有关于札八儿的记事,可以印证和补充《元史》本传及笔者旧作。鉴于札八儿为蒙古初期的重要回回人物,特为揭出,并作阐述。 《遗山先生文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碑主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言和文字。金章宗泰和(公元1201～1208年)中,任为尚书省译史,曾随使臣报聘高丽和西夏。太安初(公元1209年),金卫绍王即位,他随金使到蒙古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谈吐辨捷”,想把他留下,马庆祥百计自解才得回来。这一年,蒙古派乙里只“持译书”来,征索物品并再次要把马庆祥带走,马庆祥坚持不肯,情辞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