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与中日甲午战争

翁同穌与中日甲午战争沈缙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国之所以逼我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是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之故。近百年来，甲午败北之责一...     

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

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陈勇勤１９０１年，已落职数年、自号“金陵寓公”的张佩纶，经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奏准，北上入京师，协助其岳父办理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签约事宜。然而在“和约”即将签字时，张佩纶突然离开了京师，返回南京。对此，史学界多认为张佩...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以侵略朝鲜、中国为国策 ,整军经武 ,蓄意发动战争 ,李鸿章对此估计不足 ,被日本拖入战争陷阱 ,这是他的第一大错误。日本大举进攻之后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的财力、兵力都难以持久抗敌 ,寄希望于英、俄等国的调停 ,这是他的第二大错误。李鸿章认为 ,中国战败是由于军备不如日本 ;其实从根本上说 ,是由于中国、朝鲜近代化的步伐太慢 ,远远落后于日本所致。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评康有为七上清帝书

“优时七上清帝书”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也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很精彩的一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因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惨败,日本迫使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康有为正以举人身份在北京参加会试,对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于日本在琉球的行为,李鸿章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琉球自主,这一主张最终导致了清朝对琉球宗主权的丧失,但也反映出李鸿章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近代国家利益思想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将国际公法同中国传统的“存祀主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中国传统的宗藩问题,具有开放性;其同意琉球自主,又体现了他主权观念的萌发,表现出新旧思想的杂糅。     

超越本土:勇闯市场奔小康──邵东农民奔市场的轨迹及其启示

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中，湖南邵东农民走出了一条勇闯市场奔小康的发展道路。探讨他们奔市场的生成轨迹，对深化中国农村第二次改革，对正确引导中国内地农民走向市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超越：邵东农民已成为生动的市场主体邵东地处湘中丘陵地带，横跨衡宝干旱走廊，总面积1768平方公里，总人D115万，耕地面积70万亩，其中水田47万亩，人均0．4亩。基本县情是人多地少，水电资源严重缺乏，山上少树木，地下少矿藏，工业没基础。面对这样的县情，如何强县富民？对此，邵东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走过试囹“农…     

以屈原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概述

历史上为屈原造像,今查阅著录的,始自南朝宋人史艺绘《屈原渔夫图》,至元代有张渥绘《屈原》;明代有朱约佶绘《屈原》,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吴伟绘《屈原问渡图》;此外,尚有成化年间石刻《屈原像》,弘治、隆庆年间宋·蒋之奇绘本《楚辞集注》中,木刻《屈原》。当时民间并有过织绣《屈原问渡图》。清代有张若     

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

1592—1598年的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因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侵朝并进图中国而引发。战争爆发前后,明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四次重大失误:一、战前无视敌情"哨报",未作备战部署;二、战初无休止的"战""和"之争,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三、碧蹄馆之役前后,由"轻敌冒进"到"畏敌议和",再失攻敌良机;四、撤军与和谈之议,为日军卷土再战埋下隐患。四次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成为战争时断时续达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格兰特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李鸿章居间调处法的典型运用

1874年日本派军入侵琉球,1875年3月吞并琉球,废琉球国王,将琉球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中日琉球之争中,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调停成为李鸿章条约交涉之居间调处法的典型运用。     

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创建

李鸿章不仅是晚清倡导海军建设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是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在北洋海军筹办过程中,李鸿章不顾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积极营建海军基地,多方购买舰炮,培养海军人才,为北洋海军成军做了大量实际的和开拓性工作,推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使北洋海军的实力跃居亚洲第一。在当时它不仅增强了中国海防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止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推迟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发生,并在甲午战争期间为防御和抗击日本的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此,应该给予基本肯定。     

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正> 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