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

20世纪的国际法学界在定义“特别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的概念时,存在着一种通说,认为条约就是特别国际法,而习惯国际法则是一般国际法。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不能等同视之。导致这种通说长期流行的原因,除了语词上的混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面对新的时代情势,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比传统理论更加明确而合理的方式,作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标准,以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在此意义上,对“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区分以及对“认识根据”的界定,都有助于厘清当代国际法学中“一般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建构依据。     

论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

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在国际法表现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源。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形式,而国际法的渊源主要表现为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公允及善良原则、国际组织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政府间国际会议制定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     

一般法律原则刍议

《国际法院规约》将一般法律原则规定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可适用的国际法律之一。学者们据此认为,一般法律原则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但对一般法律原则的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在实践中,国际司法机构对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大多是比较慎重的。而由于审判实践的需要,国际组织行政法庭较为积极地适用一般法律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国际法渊源辨析——兼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的性质

长期以来,理论界多数人以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是情事变更原则的国际贸易法渊源,其谬误之处在于片面理解了不可抗力是情事变更的绝对情事,混淆了不可抗力是情事变更的可能事由与不可抗力必然导致情事变更之间的界限.<公约>第79条的性质理应属于不可抗力违约免责制度,并不是情事变更原则的依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1--6.2.3条分别是情事变更原则在公法和私法领域内的国际法渊源.     

试析科索沃独立“合法化”问题

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发表了咨询意见,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违反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作者就此提出反对观点,认为科索沃单方宣布独立违反了国际法多项基本原则,同时也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安定秩序,并就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分支

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已成为国际私法学发展的桎梏，尤其国际私法的国内法论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国际私法属于国际法范畴，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本文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渊源和基本原则三个方面论证了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属性。调整对象是决定法律部门属性的首要因素，国际私法调整的是具有国际因素的民事关系，属于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际私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内法中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属于国际法范畴，而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内法是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连结的特殊法律。因此，国际私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法。国际私法的原则是由国际法演变而来，大多数与国际法的原则相一致     

领 土 争 端 的 关 键 日 期

关键日期是领土争端当事国之间有关争议领土归属的事实状态“凝固”或“冻结”的时间点。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习惯于把关键日期作为一些案件的证据采纳标准,并依据在这个时间点形成的法律情势来裁判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关键日期作为一个在国际司法判例的基础上产生、并正逐步形成的国际法证据规则,对领土争端的事实认定以及避免冲突升级、维持国际和平都有重要意义。但其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并且,不宜确定一个刚性的关键日期选择标准,而应依据公平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选定关键日期。     

“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的国际法问题分析

科索沃境内的民族冲突是导致科索沃独立的一个重要动因,其独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策划和推动的结果。国际法院认为一般国际法中没有适用禁止宣布独立的规定,并得出结论认为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与《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政框架》构成答复大会征求咨询意见时应该考虑的国际法的一部分。故国际法院在经过分析后最终认为科索沃的独立宣言没有违反任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本文通过分析,指出"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在国际社会的消极影响明显远超过积极影响。中国应通过综合努力促使国际法朝更加积极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软法的地位

软法是硬法的对称,软法有助于绕过主权限制,消除主权国家的签约疑虑,开展更深层的国际合作,更能真实体现和反映各主权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预期,且其宣示的理念与全球治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正在成为《国际法院规约》没有预见的新的国际法渊源。     

论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国际环境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渊源与国际法的渊源有共性,更有区别.比较分析国际环境法与国际法,明确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强调法的渊源在环境法治中的重要作用,以丰富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     

我国国际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学术界对国际惯例含义问题的不同看法 ,提出中国有关国内立法中的“国际惯例”不仅指实体意义上的国际惯例 ,也包括冲突法上的国际惯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 ,国际惯例已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渊源。其法律效力具有特殊性 ,一旦采用 ,即具有优先于公约和国内法的效力。论文建议“删除”我国立法中独特于他国立法的“公共秩序保留”;建议我国现行有关“国际惯例”的国内立法对有关的概念及其适用条件加以明确的界定及修改     

直接适用的法刍议

针对学界对直接适用法的性质及与国际私法的关系存在争议的情况，通过比较和分析，提出直接适用法是一类新的能够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并通过阐释直接适用法与实体规范及冲突规范的差异，得出直接适用法是国际私法另一法源的结论，从而为该理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探微

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是当代国际私法学的一种新兴理论 ,本文从其哲学渊源———后现代主义出发 ,评析其基本主张及其对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影响 ,并结合中国的具体理论与实践 ,探讨中国国际私法学对该理论的应对模式。     

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试析学说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学说,作为学者们的学术观点、理论主张,一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不能成为法律渊源。然而,在国际私法中,学说却占有重要地位。国际私法的历史表明:14～18世纪国际私法仅处于"法理学与科学"的阶段,即表现为学说法。即使18世纪以后开始出现制定法,学说对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仍有很大影响。中国尽管不承认学说作为国际私法的渊源,但国家鼓励、支持学者们对法典作出努力。     

国际软法的理论探析

在国际法领域内,软法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争议性的话题,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学者仍未就其理论达成共识。不同的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模式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软法概念的混乱,因此需要在使用时小心界定其内涵。文章的国际软法指的是国际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非法律规范,它拥有重要的示范、解释、中转、补充和重构等功能。软法与一国的软实力有密切联系,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将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软法的制定和适用,从而加强在相关领域内的话语权。     

对国际法治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国际法治释义、国际法与国际法治的关系、国际法治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和对国际法治现实作用的评价及对其未来作用的展望等几个方面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国际法治进行了阐释,以期对现实国际社会的法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对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从两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这表明国家已从宪法的高度对土地征用制度予以高度重视。然而,从法律意义上分析,对照国际的通行惯例,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及其实施方面仍有一定的缺失,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