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中国当代小说的社会学发展研究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当代小说在发展中被动而无奈地与同时期的庸俗社会学发生了诸多近距离交往以至牵扯 ,这使得此间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出现了严重的非文学因素过度膨胀的倾向 ,进而导致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内涵与审美把握的滑坡。新时期对此所做出的调整既显示了其深刻的必要性 ,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文学社会学的把握上已趋于正常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当代苏联小说叙述角度的新突破

当代苏联小说叙述角度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作家要想写好一部作品首先考虑确定叙述角度,这是选择和观察现实的立足点.随着苏联当代小说的丰富与发展,叙述角度也逐渐有了新的突破与创新,进而汇成了文学星空的万千气象.这种突破是对苏联当代小说的一大贡献.     

论池莉小说的叙述话语

本文从叙述时间、叙述距离和叙述角度三个方面，探讨了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话语的特征及其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意义。作者认为，顺时序的时间设计、显示法的叙述方式和局外人的“全知视角”，能够最大限度地滤去叙述主体对叙述对象的主观渗透，使本文展开一种新的艺术真实──初始经验的真实。同时小说话语对初始经验的还原，强化了叙述的状景描物、陈述事件的本体功能，使叙述成为不同于抒情语言和逻辑语言的“纯叙述”。它对当代小说的意义在于：既在更高的水准上确立了叙述作为小说语言的本体地位，又解构了因果情节，使故事回归小说。     

视觉文化时代的别样言说——探析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热

近几年的文坛中出现了一种严歌苓热的文学现象,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严歌苓的小说都被予以高度关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同时她也成为了小说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最多的作家之一。本文将结合她的小说文本,分析其小说的独特魅力及其所包含的影视特征,进而阐述严歌苓小说能引发影视改编热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文学思考。     

新时期科尔沁蒙古文乡土小说研究综述

科尔沁蒙古文乡土小说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创作活跃于当代蒙古族文坛,成为蒙古族当代小说创作最为璀璨的文学现象。新时期科尔沁蒙古文乡土小说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呈现出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崭新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今后系统研究蒙古族乡土小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及其发展新趋向

1980年代中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以拼贴或改写方式整合多种文本,呈现多文本叠合的文本间性特征。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最初仅是叙述形式激进探索的结果,到后来发展成为创作审美的自觉追求,并于近年来呈现新变趋向：拼贴式文本间性呈现为拼贴与改写、回望相结合;改写式文本间性则是残缺或循环的关键性情节链渐趋闭合状态,或者穿插历史、文化及人性等书写,使作品的情感基调、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等呈现多元综合趋向。这是当代小说激进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折射当代文化语境、文学思潮及主体性理论等的发展演变,体现当代小说创作力图反叛与消解宏大历史叙事,探索文学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     

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美国华文文学由生活在美国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指的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那些以留学生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通过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上（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和“形式”上（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     

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其语言哲学

“语言学转向”衍生的文本主义和叙述主义,曾对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产生过巨大冲击。文本主义强调文本的唯一性,主张以文本取代实存,这种认识为当代作家进行历史与文学的间性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叙述主义强调叙述的优先性、对话性和解释性,也为其消弭故事的实在性、突出话语的主体性提供了思想便利。为了颠覆史源中心观、历史进步观等元叙事结构,先锋作家也采取了一些其他形式主义手段。当代历史题材创作领域的这些探索,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因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对于这场文学试验,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肯定其为历史文学带来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绝对文本主义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危险。     

文化学视野中的“七十年代后”小说

70年代人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们努力挣脱传统的约束,追求自由的欲望化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又感到了身体下坠、灵魂撕裂、纯真丧失的痛苦.实际上是他们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积极自觉地进行社会文化接受、改建和创造等主体性行为的结果.因此,70年代后的"另类写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却有着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新的进步意义.     

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观念体系中,"文体的复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在理论上对"文体的复调"的标举以及创作上对不同文体杂糅的实践,既遵循了其自身艺术的内在逻辑,也映现了当代小说写作的一个潮流──跨体写作倾向,从中还可发现昆德拉这位自觉的文体革新者对小说历史渊源及未来走向的认识。昆德拉在"小说文体复调"方面的实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前文学创作中文体形式的嬗变特征。     

真实与虚构的错位——当代家族小说的历史观念

本文主要侧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阐述当代家族小说在叙事与想象中存在的困境。作家试图运用文学作品对"正史"进行重新解构、建构,但由于文学本身的虚构性使其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相。于是,作家们开始对历史展开大胆的虚构,而这种虚构不同程度地与真实存在着错位。     

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述要

20世纪以来,关于黄小配近事小说的研究,涉及了分类、创作分期、小说人物的原型、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以及地位与价值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不足之处,并且不少有意义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与进一步的拓展。     

麦尔维尔创作中的通俗小说手法

随着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盛行,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界限的消失,对麦尔维尔的研究也不再囿于传统的束缚.从麦尔维尔作品中采用的通俗小说手法入手,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作品中采用的讽刺冒险、哥特、城市暴露和言情等通俗小说模式逐一论述.麦尔维尔在创作中吸纳诸多的通俗手法,不只是为了取悦读者,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理念、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从而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与读者的心灵沟通.     

借助巨人的肩膀 --翻译小说阅读记忆

叙述了作者阅读翻译小说的几个有标志性的历程和其间作者的思考及其创作思想变化，说明了翻译小说对作者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带来的启示和深刻影响，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及艺术形态的发展轨迹，记叙了作者是如何完成由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这一过程。     

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重建——以曹三公子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

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呈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学。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诞生后，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创意性阐释史传的手法，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史传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为网络历史小说的类型化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具体创作中，以曹三公子为代表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既有对传统史传小说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史传小说的合理改写。作为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起始文本之一，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具有一定的网络文学史价值。     

感受批评：王蒙的文学批评范式

王蒙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相兼相融，其书写视野和致思路径独特而新颖。作为最为典型的作家批评者的王蒙，他将感受和对话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颠覆了苦大仇深似的学术陈见，彰显出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和出色的批评家双重角色的智慧和才情，确立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批评史上特有的地位。     

小说艺术本质特征再探

在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支配下，中国作家的虚构意识相对淡薄，小说的艺术品性未得到充分重视。在小说创作中，“虚构”与“真实”呈现为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不真实的被看作是虚构的，真实的则不是虚构的。小说由虚构抵达真实的美学特征并没有得到正确认识。从强调小说的反映功能到注重小说的虚构品性，是现代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小说突显三大特征：虚构、叙事、真实的生命创造。     

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展示其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如何撰写民族志引发了当今人类学界的热烈讨论，但无论如何撰写，都应该以不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为前提。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民族志文本撰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林先生在追求内容真实性与小说化的叙事过程中，已经使该著作游离于小说与民族志之外，成为一种处于文学创作与人类学研究之外的第三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