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山水景物诗

袁枚性灵说诗论既重视抒发主观真性情,亦注重创作时的“江山之助”及表现其对江山景物的审美感受,故有“万里归来说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诗”(《春日杂咏》)的说法。袁枚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足迹印满大江南北,特别是脱离官场后多次远游;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自然美景之中。赵翼称曰:“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袁枚的山水景物诗以独有的审美体验、空灵活脱或富于生气的形象,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语言,     

西风瘦马行大道——耿翔乡土诗随想

西风瘦马行大道——耿翔乡土诗随想江彦博薛耀晗乡土诗是一种怀恋乡土旧事、崇尚乡村健全、善良和淳朴人性的诗歌品类。世界各国诸如美国的惠特曼、苏格兰的彭斯、前苏联的叶赛宁、中国的艾青、藏克家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对乡土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范...     

论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多元情境

陆游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同时,陆游又是一位重要的诗论家,他从自身学诗作诗的经历出发总结出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并以诗歌的形式道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论诗诗即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别具特色的一种诗论形式。陆游论诗诗的创作情境、论诗缘起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分为读诗读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等几种情况。前两种是专门论诗,后几种则是间或论及,但亦不乏精彩之论。本文以陆游诗歌为例,解析中国古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几种情境。     

刘沧与晚唐七律的发展——从刘沧与许浑比较的角度

唐代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创作繁荣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五言律诗在盛唐就已出现广泛创作的盛况,并持续到晚唐,而七言律诗在中、晚唐才迎来其创作盛况。李商隐、许浑、刘沧是晚唐七律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李商隐七律诗属于天才诗人的创造,具有唯一性,而许浑的七律诗具有匠人气,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从题材与主题、意象与色彩、声律与对仗诸方面比较刘沧与许浑的七言律诗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大同小异,缺少个性,反映了李商隐、杜牧等名家之外一般晚唐诗人七律诗共同的创作倾向：思想平庸,感情压抑;重视表达,注重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充分掌握七律诗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后,力图在规则之外寻求变化,在工整之外追求拗峭,在熟悉之外探索陌生和清新。这意味着唐代七律乃至唐诗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束。     

现代性焦虑中的守望与逃离——西部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研究

2 0世纪 80年代西部乡土小说的主题话语是西部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转化 ,面对这一世纪难题 ,西部乡土作家陷入难以解答的现代性焦虑中。他们或批判传统乡土文化之恶 ,或弘扬传统文化之善 ,藉以寻求精神资源。对历史属性不明的当下现实 ,他们以城市文明为现代性坐标 ,又对其表示怀疑 ;他们书写乡土的落后贫困 ,却又赏赞乡土自足人生 ,对传统的乡土现代性设计表示怀疑和反思。他们试图给出当下历史情景中的另一种乡土现代性的构想 ,但由于价值选择的不同 ,而迷茫地走向分化。这使西部 80年代乡土小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     

时空转换虚实相生——谈梦窗词与义山诗的模糊性

义山诗和梦窗词都具有朦胧性,这主要表现在艺术结构上。其特点是都注重章法细密、深厚的情思贯穿于密集并置的意象组合之中,都遵循诗人的情感逻辑,创作思维具有跳跃性。义山诗和梦窗词都是其复杂心情的反映。李、吴诗词均不受时空限制。义山诗和梦窗词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把客观事物转化为诗人情感的化身。义山诗和梦窗词的意象结构在虚实关系上突破双方的界限,或化实为虚,或化虚为实,实现虚实之间的转换和融通,极好地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神奇效果。     

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其体例亦史亦诗,在诗歌之后详列史料来源.这种手法出于创作群体"补史"的动机,除了补阙前史,有资考证外,还力图在稗官野史的民间表达中建立自己的史识态度,着力补前朝遗逸节士和乡邦风物之史,含蓄地表达故国之思等心曲.在艺术特色上,"饾饤"的浙派风格含有文字狱阴影下寻求保护色的因素.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李白杜甫诗时间表述比较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是中国诗歌的两座高峰,他们的诗歌无论诗题还是诗句,在时间表述上既有同,又有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都通过意象表明时间--夜或四季,或者直接写夜、季节、时令,以及具体月日.但由于李白杜甫思想的不同、创作风格的不同以及杜甫特有的"诗史"思维的缘故,李白杜甫诗在时间表述上亦有不同之处,杜诗比李诗表述得更确切、更具体,也更多些.     

巧拙的美学观

陆游叙述自己的诗创作道路,有一个“觉悟”的过程,在《示子》中谈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最后终于懂得:“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从而既反对“琢”,又批评“奇险”,认为“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他“诗外”的“工夫”究竟是什么呢?即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所说的“剪裁妙处非刀尺”、“正在山程水驿中”。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应该植根于生活。 这自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但这只不过是创作的起点,而并不足以概括创作方法的神髓。要是我们探索他创作的风格…     

中国古宫词含义考辨

以宫词为题的诗是宫词的研究对象,如何对待那些数量可观的无宫词之名、却有宫词之实的诗,关键在于宫词含义的理解。通过梳理历代宫词之渊源流变,考察出宫词是以妃嫔宫女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此为核心含义宫词,其中包括宫中行乐词与宫怨诗二类;又有不涉宫女之事的宫词,即为边缘含义宫词。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山水情怀

"安史之乱"对盛唐诗人的心态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盛唐时期相比,战乱中的山水诗呈现出新变的特征:盛唐诗人将愤世哀世、悲天悯人的社会意识注入对山水的观照中,显示了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盛唐诗人由开阔的胸怀转向对自我心灵的关注,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显示出奇崛深幽的个体忧愁;战争中的山水诗不再体现平静而超然的心态,而流露出枯淡空寂的情调。从山水诗的变化也可窥见战时文学的特点。     

唐代三李的神道观念论略

李白、李贺、李商隐三人的诗歌在奇特幻想和浪漫精神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三李与唐代其他文人一样热衷学道、访道、做道,而且道教思想和神仙观念对他们人生态度、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三李对神仙观念也进行了世俗化和艺术化的改造,从“道”路—“道”情—“道”理三个层面凸显出逐渐深入改造的意义。神仙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是作为隐喻、象征而存在,是抒发情志的手段和依托。其审美成分大于信仰成分,艺术意义超过宗教意义。     

南朝与唐代艳诗的审美内涵

艳诗这一诗歌品类历来备受争议。无论从创作规模、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南朝和唐代都堪称艳诗创作的繁盛阶段。南朝与唐代艳诗的题材、内容及审美取向,充分地展示了女性之美、男女之情、幽眇之思等审美内涵特点。     

万叶恋歌中大伴家持与坂上大娘的相闻歌

大伴家持与大伴坂上大娘是两位极具才华的歌人。二人婚前互赠的和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和歌群,一首首浓缩了8世纪中叶时代氛围的和歌在歌风上有别于万叶初期的朴素与真率,更加注重修辞炼句,意境上也更趋于纤巧。在繁若星辰的万叶恋歌中,他们的29首相闻歌是相当耀眼的,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唐宋诗的文本差异及其文化原因

唐宋诗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这种差异在具体文本上的表现却少有细致分析.堪称唐诗代表的是李杜,堪称宋诗代表的是苏黄.将李白与苏轼、杜甫与黄庭坚的几首题材相近、体裁相同的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他们或重生命体验的完整性,或重艺术构思的精妙深微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而在这种不同的创作倾向背后则隐含着以消解生存焦虑为目的和以实现主体意识为目的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诗歌文本差异不过是文化价值取向差异的表征而已.     

吏隐诗的嬗变

吏隐与吏隐诗主要表达了吏隐者亦官亦隐的思想情怀。历史上的吏隐者有提出朝隐的东方朔、提出大隐的王康琚、提出中隐的白居易以及实践吏隐的山涛、阮籍、谢、王维等著名文人。探讨白居易的吏隐诗,闲适是其主要特点,而且其闲适乃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或者休假时闲雅、悠闲、自足的情调,与传统意义上隐士彻底的“闲”是不同的。     

“张籍王建体”释名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中特别拈出＂张籍王建体＂,他所说的＂张籍王建体＂是以张籍、王建二人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共性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为出发点的。对张籍、王建诗歌进行全面考察,就可发现张籍、王建在近体诗创作上也呈现出平易浅近、尚实尚俗的共性特点。张籍、王建之所以并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乐府之外其他诗体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