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举证时效之我见

本文通过剖析现行民诉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应当建立当事人举证的时效制度，以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并提出了对该条款的具体修改建议。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受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影响 ,我国现行立法中当事人提出证据不受诉讼阶段限制 ,即采取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本文借鉴西方国家确立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指出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并对举证时限制度设立及相关制度改进提出设想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通过行政诉讼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设立,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能否得到实现。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制度的规定,由于立法技术上存在一些缺陷,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产生歧义和误解,比如：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效的规定既不全面也不清楚;关于补充证据没有规定其条件、时效等重要问题;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条件、目的等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不及时对上述问题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将使得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     

排除时效初探——兼对举证时效的质疑

我国学者在谈论排除时效制度时,一般使用举证时效或举证时限这一概念,其内容过于狭窄,文章将尝试使用排除时效这一概念。排除时效所排除的内容既包括迟到的证据,也包括迟到的主张。传统上,大陆法系通常采用审理中的排除时效,近些年来为了解决诉讼迟延,开始借鉴英美法系中的审前排除时效。传统意义的排除时效与现代意义的排除时效是与连续审理和集中审理两种审理模式相对应的。排除时效体现了诉讼效率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将会与实体公正发生冲突。在我国确立排除时效制度将会遇到“客观真实”的司法指导原则、连续审理的审理模式和复审程序性质等方面的障碍。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随时提出主义阶段、形式的适时提出主义阶段和适时提出主义阶段等三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严格的证据期限制度,但该制度存在以下缺陷:对逾期举证的制裁过于严厉;没有健全的配套措施;确定举证期限的立法不够完善;法院不适当履行释明义务的救济措施缺失。因此,建议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民事举证期限制度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     

时效价值取向之重构

时效是各国民法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但传统民法只把秩序作为其最主要的功能和价值向导,这与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公平的价值观念不相符合。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要求、发展状况以及对权利限制这一时效的本质出发,应把效率价值作为时效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目标,依此重新构建了时效的价值取向并对时效的各个价值进行了功能定位。     

内地与澳门民事时效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内地和澳门属于中国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法域,两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民事时效法律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无论是在民事时效制度的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还是在法律效果等方面均有不同的法律规定,研究这种差异,协调矛盾,互相借鉴,让两地的民事时效法律制度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两地的经济交流.     

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 ,只有针对法院的案件审限制度 ,而缺乏针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 ,当事人迟延举证时 ,案件审限难以实现。本文从借鉴国外举证时限制度出发 ,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必要以及该制度的模式构想作了一些探讨     

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本文从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解出发,借鉴西方国家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立法例,分析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相关规定,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期限制度探析

举证期限制度对诉讼效率的追求是通过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行为设定时间限制的方式来实现的。若要使举证期限制度真正发挥实效,必须从提升举证期限设置的规范层级、明确举证期限设置的时间、厘清举证期限设置的方式和夯实举证期限设置的配套制度等四个方面着力。     

浅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系统特征

系统范畴具有普遍性,以系统论的观点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可发现这一关系所内含的种种系统特质。其中,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构成系统的主体要素,因彼此间的权利、义务结构而相互影响,形成两个层次,并始终与以人民检察院为主要代表的环境因素发生信息交换,促使系统整体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演化,并保障社会各项事业正常进行。     

论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观念基础

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制度文化和诉讼观念文化 ,二者关系密切。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以诉讼观念的现代化为先导。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诉等价值目标 ,成为制约诉讼制度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在于反思和重构诉讼观念。     

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鉴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中再审程序启动具有随意性,申请再审与申诉关系混乱,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严重,结合国外再审立法的经验和措施,在重构我国再审制度时,应当以裁判的稳立性和程序的安定性为根本;对再审作必要的限制;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此应取消法院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对检察机关民事再审监督权作必要的限制,并规定再审法院的级别和审案法官人数,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再审程序制度,以保证民事再审制度公正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目的真正实现。     

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的冲突与制衡

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的冲突源于二者的不当行使 ,任何一方权力 (权利 )的滥用 ,都会使诉讼的公正性、科学性、效率性和民主性大打折扣。平衡审判权与诉权冲突的关键是建立一种相互制约机制 ,尤其是建立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民事证据禁止规则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其对我国现有民事证据禁止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大数据的诞生引发了学界以及实务界对其侵犯公民隐私权、知情权等权益的争议。为了契合民事证据禁止规则,大数据的挖掘和预测必须以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在学界对我国民事领域证据禁止规则的确立已经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为了使民事证据禁止规则更好地发挥作用,建立民事司法数据库、严格规制数据收集和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在纠正错误判决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程序实际作用的发挥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重构,构建再审之诉的相关制度,以规范再审之诉,建立起符合诉的一般特点的民事再审制度。     

民事证据的法理考量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法理学视角审视了新的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渊源、法律移植、法律价值三个层面的利与弊,并做出法理学的客观评价,拓宽了对证据制度研究的角度,深化了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