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观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而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适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区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注意刑事侦查羁押慎用、审判专门化设置和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关键。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调整

为了探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保护制度,针对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及监禁处罚的现状,应用归纳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提出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非刑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刑事政策,以达到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探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率日趋增长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刑事处罚及非监禁措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从理性社会、人文关怀出发,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笔者以为,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更能体现出其它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论法治视野中犯罪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在刑事犯罪领域中通过构建科学的法治理论，贯彻法治精神、推进法治实践是当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而对于犯罪研究及其方法论而言，法治立场的建构却面临着许多任务。为此，必须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犯罪研究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以对犯罪现象的实证分析作为刑事立法科学化的客观基础、以对犯罪研究的规范分析作为刑事司法客观化的技术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犯罪研究的发展，以期实现我国刑事犯罪领域内的法治化。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问题及其机制调适——基于有组织犯罪企业化发展趋势的思考

企业化是全球有组织犯罪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我国有组织犯罪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企业化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之势。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发展导致在有组织犯罪与公司企业犯罪的界分、犯罪组织中参加者和企业员工的区分、涉案财产的处置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存在疑难问题,从而使相关刑事司法陷入困境。针对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趋势带来的刑事司法问题,应当深刻把握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规律,贯彻科学司法;规范反有组织犯罪的司法活动,坚持依法司法;科学预测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涉黑犯罪惩治对策比较研究

涉黑犯罪的严重破坏性已为国际社会所充分关注并受到各国立法与司法重视.国际社会通用的“有组织犯罪”包括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各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对策的比较研究表明,为有效遏制不断蔓延的涉黑犯罪态势,我国应在明确反黑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完善刑事立法、便宜刑事司法、加强区际与国际司法协作等方面有所作为.     

掣肘与突破：我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制度省思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社区行刑依法进行的重要手段。从司法实践看,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存在监督力量有待强化、“新”自侦权备而不用、异地检察监督缺位等现实困境,严重掣肘着制度的良好运行。追根溯源,这与其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滞后的智慧化发展水平、缺失的协同性监督理念等不无关系。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优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资源配置,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社区矫正智慧监督新方式,发挥检察机关“新”自侦权价值以及推动社区矫正跨区检察监督制度形成等方面予以完善,不断优化检察监督机制,以实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治化发展目标。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是中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活动中,检察监督的缺失或缺位是造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某些领域,行政犯罪甚至还呈现多样化上升趋势。解决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就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监督。     

论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刑事法控制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大于腐败犯罪的查处率所形成的差额,它是制约反腐败的内生性因素,具有司法视野不能及的严重后果。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程度令人堪忧。控制腐败犯罪黑数,在观念上要树立腐败犯罪"零容忍"的刑事政策观;在刑事立法上强化刑罚的威慑力,控制选择性侦查的标准和条件;并配置以专门的犯罪存疑统计机构和线索收集途径。     

刑事一体化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是刑事科学及其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实践活动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贯穿于刑事活动的整个过程,在刑事一体化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其在刑事科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地位。犯罪心理学应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深化和拓宽研究领域,进一步加强为刑事一体化服务的功能。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海峡两岸反洗钱司法互助研究

海峡两岸反洗钱司法互助问题应从三个方面予以完善：对于基于洗钱犯罪特征的司法互助问题,两岸应从积极参与国际及区域性反洗钱组织并加强合作的途径予以解决;对于基于两岸反洗钱法律机制的司法互助问题,两岸应明确洗钱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并建立刑事裁判互认及执行机制以服务反洗钱合作;对于基于两岸双边协议的反洗钱司法互助问题,两岸应着重发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作用并在人员遣返、罪犯移管及洗钱罪的调查取证等方面逐步完善。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18至19日，由上海政法学院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上海市联合举办的“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召开。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计140余人。本次研讨会围绕社区警务、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犯罪预防与控制三大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遏制计算机犯罪的对策

遏制计算机犯罪的对策分为以打击为目的的刑事对策和以预防为目的的社会对策。刑事对策讨论了计算机犯罪刑事法律的立法模式、强化司法环节以及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和合作等问题;社会对策讨论了如何建立完善的计算机安全系统,在全社会开展计算机安全教育以及加强对青少年计算机使用者的道德教育等问题。     

论参与公诉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风险规避

因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和公安机关规避执业风险的现实需要,大多数轻伤害犯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均通过刑事公诉方式进行处理。由于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司法存在缺陷,导致参与刑事公诉程序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承担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和物质损失获得有效弥补的或然性。为合法规避这种经济风险,现实生活中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可积极申请刑事和解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