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从《论语》看孔子的“无为”思想

道家从老子起就极力主张自然无为,然而这种思想绝非道家独有。实际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主张自然无为。关于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本文将以《论语》为主,谈谈孔子自然无为的思想。首先,我们应对自然无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中的“自然”即这个意思。“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一切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淮南子》对“无为”有一个很大篇幅的解释：“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

《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人文地理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分野;思想取向上务实入世与玄想超越的异途;思维方式上理性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区隔;审美意识上和谐含蓄与奇崛铺张的迥异等。     

从《江泽民文选》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江泽民文选》可以清晰地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酝酿（1989年6月-2000年1月）、提出并走向戍熟（2000年2月-2001年7月）和丰富发展（2001年8月-2002年11月）这样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阶段。     

从乐心关系看《乐记》的“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记》肯定了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揭示了创美主体情感的真实性,认为乐是情深、气盛与和顺积中的感性显现,是主体浓郁情感的抒发,是主体"气盛"的表现,进而达到和顺积中的中庸之美。情深才能文明,气盛才能化神,和顺积中才能英华发外。《乐记》通过对乐心互动之真的阐释,进一步证明了"唯乐不可以为伪"这一重要的美学命题。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