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相伴而生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特别是失地农民在向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受到制度性认同模糊、乡土情结浓厚、文化适应滞后、社会保障缺失、就业空间狭窄等因素的影响,身份转换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只有真正落实失地农民的城市身份,为失地农民提供制度保障,注重人文关怀,引导失地农民实现身份转换的心理适应,积极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身份转变。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被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城乡在空间上的对立嫁接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对立上,加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改变无法代替其行为和心理的完全转变,适应城市生活是个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角度调查和分析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状况以及这一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特殊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所具有的特征.并就促进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提出了若干建议.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

城市的高速发展占用了郊区农民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被迫开启市民化过程.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失地农民定位市民角色,内化市民角色规范,扮演好市民角色,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失地农民对市民角色的扮演包括静态表现和动态表演两部分内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角色距离过大及角色转换动力不足等角色困境,即失地农民没有完全进入市民角色.     

社会认同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本底支撑。但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如下困境:被动城市化滋生了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拒斥性认同;集中安置解构了失地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比较产生的挫败感消解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认同;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情感认同。破解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急需建构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一是要千方百计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二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居住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机制,重构失地农民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四是要多措并举重构失地农民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失地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这三方面条件的分析,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尚未完成,并对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融入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基于就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二元用工制度”和现实存在的“城市二元社会”使失地农民失业并且缺乏基本的就业保障。当前,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存在着制度障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保障和相应的法律制度。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调查状况比较分析

在全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征地不公开、征地补偿较低、就业困难、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但是,经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就业领域较宽泛,当地政府给予的保障和就业培训较多,土地征用基本解决了失地农民将来的生活问题,失地农民在征地政策、征地意愿、幸福度等问题上的满意率都普遍较高,失地农民市民化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比较强。经济欠发达、对土地依赖严重的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比较差,生活水平较之前的农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已经不是农民个体的风险问题,而是影响深远的群体风险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失地农民市民化中的文化不适与政府责任

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政府主要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权益,而市民化中的文化不适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后,失去了原有乡村生活的诸多自由,难以寻找到心理归属感和安全感,感觉精神生活贫乏,感到生活枯燥无味,并产生身份迷茫感.这不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下,政府应履行良好的文化服务功能,切实关心失地农民的文化权益,充当失地农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呵护者.     

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根源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发现了失地农民在人际认同、生活适应、以及身份适应方面存在的认同危机,并分析了这种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本文认为实行公正的征地方式、征地制度以及征地补偿制度和措施,有利于消除失地农民的认同危机。     

失地农民的"半市民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失地农民情况调查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的失地农民为调研对象,尝试用"半市民化"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半市民化"是由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新居民,失地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半市民化",但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尚未与社会整合、变迁并完全"嵌入"。     

失地农民市民化满意度分析

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因失地转变为市民。那么,这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满意度如何?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各种影响因素的强度怎样?各种影响因素之间如何关联?通过对上海和广西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实际调查,我们发现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满意度差异很大;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为失地农民对基本生活的满意度,其次为失地农民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第三层次为失地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第四层次为失地农民的幸福度。这四种影响因素之间又相互作用。     

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

近10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将从物质、精神层面同步助推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将通过待遇均质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以及集约高效发展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难题。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宜选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应围绕提高个人消费能力和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方向展开,注重各类政策间的有效协同。     

变迁与重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更新路径探析

在原有的农村社区快速转变为城市社区的同时,部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却并未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更新,这种认同断裂现象正是阻碍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从认同更新维度出发,根据社区成员的社会适应力差异,构建出秉持"最优更新"观的突变式的认同重构(强适应力)与旨在实现"最大可能更新"的渐进式的认同变迁(弱适应力)这样两条实现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认同与社区类型相匹配的可行路径,以期增强这一部分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     

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大量出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市民化也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分析失地农民市民化必然性、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探索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的对策思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重构——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实现着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失地农民遇到了许多的制度壁垒,社会保障制度则是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应对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安排,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从而难以实现城乡间的衔接与转换。虽然各地都出台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但是依然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本文旨在讨论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论证发展集体经济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提出"政府+集体经济"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特殊背景下的暂时性制度安排,来应对政府短期内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下一步的农民市民化目标实现打下基础,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也称之为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发展。在城镇化的传统评价体系中,我们主要使用市民数量、城镇数量、城乡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农民市民化程度,重点放在评价市民化、城镇化数量扩张及"物的城镇化"等硬件方面,却严重缺乏对"人的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社会环境、身份认同、社会权利等行为与态度指标,重新构建了一套评价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以弥补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与混杂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式身份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模式:从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并先后承担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功能,遂在现代性条件下演变为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西江流域“水上人家”的文化身份融合——基于性别角色与姻亲关系的研究视角

在西江流域流动生存的"水上人家"中,女性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他们对女性祖先、生养女孩的认同及对姻亲网络关系的重视上,可以看出这些长期靠水在船谋生的"水上人家",在性别角色、男女平等等方面与早期定居的"岸上人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学者有关东方民族女性地位研究的见解。因此,对"水上人家"群体进行社会的、文化的田野调查,可以为西江流域华南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族群融合机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