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的爱国卫生运动探讨

爱国卫生运动是当代中国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国家卫生运动。它的出现,一方面契合了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的卫生改造,另一方面,也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发生的细菌战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增强了国人的体质;同时,它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的积极效果,获得了民众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推进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政权实现了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这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及民众的控制与动员能力,有效地巩固并强化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     

人民中心视域下爱国卫生运动的演进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领域和范围最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在社会健康治理领域开创了本土性、原创性的经验。这一经验的生成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逻辑紧密融合。保障人民健康是爱国卫生运动发展演变的逻辑主线,依靠人民治理,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路径。爱国卫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坚持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的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推进事业发展与维护人民利益的统一,彰显了人民立场的价值意蕴。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战士卫生》与山东根据地卫生防疫宣传

新四军山东军区卫生部主办的报刊《战士卫生》承载着对山东根据地战士进行卫生宣教的重要使命。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艰苦,战士们的公共卫生知识较为匮乏,而传染性疾病时有发生,新四军山东军区卫生部借助《战士卫生》向战士传播健康的卫生生活理念,普及卫生防疫科学知识,宣传流行疾病的治疗与预防,倡导创造清洁的卫生环境,养成科学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战士卫生》的卫生防疫宣传为山东根据地党的政权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为革命后期根据地卫生报刊的研究范例提供借鉴,也为当今卫生报刊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参考。     

民国时期湖南红十字医院论略

湖南红十字医院是民国时期湖南红十字事业的主体力量之一,它在医疗救助、卫生普及等方面开展的许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效地缓解了战乱灾荒期间的人道危机,推动了民国时期湖南慈善事业的进步,对当前我国慈善及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启发作用。     

传统与现代之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卫生防疫机制探察 ——以安徽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卫生防疫行政体系渐趋粗成,彰显了政府成为公共卫生主导性行为主体的现代面相,然而其时地方卫生防疫事务的开展仍有赖于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内外推动,又使得地方卫生防疫机制带有鲜明的传统特色。这种传统不仅是其时中国卫生行政粗陋建构的映照,更是绅商等社会人士和组织热心公益、践行家国情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的彰显。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地方卫生防疫机制,也是西方倡导的现代公共卫生“遭遇”中国传统后形成的一种在地化表现。     

胡定安的公共卫生实践及其思想初探

胡定安是民国时期江苏卫生和教育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公共卫生实践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担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局局长期间推动卫生行政建设,开展公众卫生运动;二是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并任教育长、院长以及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期间,培养卫生教育与卫生行政人才,大力倡导卫生教育,与陈果夫等发起成立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为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胡定安的公共卫生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务实、深受陈果夫影响。     

论近代在湘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

考察近代基督教在湘的传播,教会创行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其重要内容。这些事业主要包括开办诊所医院、参与卫生防疫和开展医学研究等。这些工作对湖南人们的身体健康改善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较大的帮助,也是基督教所经办的所有事业中口碑较好的。     

人际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运动：国际进展与启示

脱离了人际网络的卫生运动无法真正实现健康促进,人际间传播行为对卫生运动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影响。文章在收集国外关于人际健康传播与卫生运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跨度、国家分布、卫生运动主题分布三方面,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展示该领域的研究概貌;利用内容分析法,从人际传播的理论渊源、传播行为分类、触发因素和对卫生运动后续影响四个方面归纳研究体系,并尝试构建人际传播对促进卫生运动的作用机制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国外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人际传播的作用规律以及在我国卫生运动实践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民国时期广州的种痘事业

民国时期,广州的卫生管理者为了体现新政府独立自主办理卫生行政和保卫民命的能力,把自清代以来一直在民间自由进行的种痘事业纳入官方的统一管理,并采取举办大规模常态化的种痘运动、强制接种、开展乡村种痘等措施,官民合作共同推进,以期在广州最终消灭天花。然而,历届种痘运动的接种率均在5%以下（只有1届达到12%）,离实现整个城市完全接种的目标还有距离。     

SARS危机:公共卫生体系的断裂与重构

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危机使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从政府、军队、媒体到民间组织等多层次完备的疫情危机处理机制,其中民间组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发生疫情时,公共卫生体系首要的功能就是协调统一有关机构、快速准确收集信息并及时将疫情和防范知识公布于众;全民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危机训练必须成为建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内容。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基本经验

卫生防疫事关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逐步构建起一个组织架构基本完善、法律法规初具规模、筹资结构趋向合理、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人员队伍总体增长的专业化卫生防疫体系。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用好预防为主的关键策略、体现公益性质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应急管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社会舆情引导研究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方向和新命题,也对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完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社会治...     

试论陕西省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

陕西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已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为促进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及时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已十分迫切;发展农村医疗保障事业的当务之急是政府先从宏观上构建一套完整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陕西省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可采用如下体系:坚持"以防为主",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保健与防疫系统;以大病统筹为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卫生扶贫工作。     

韧性乡村规划中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指标构建研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引发了学者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与思考。乡村的应对体系相较于城市而言更为脆弱且不够完善,致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乡村人民的生活、健康等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对乡村进行韧性规划,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指标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相对于物资、救治以及社会管理,疫情期间高效的防控管理能够有效提升乡村韧性并减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乡村带来的冲击。在防控管理的基础上,有序协调后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乡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防控难度大、人群普遍易感,是近百年 来人类生命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而且对各国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环境治理也不可懈怠。 以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治理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治理可以 显著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发病率,这一现象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更为明显。 本文从公共健康视角为新 《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微观证据,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政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事业述论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党和政府面对严重的疫病流行,把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看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成功地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并且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其后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