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基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提高就业培训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当前的传统模式和就业培训券模式这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一些问题,要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机制,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路径,以及探索其他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具体路径。     

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文章通过对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调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就业的层次低;就业的稳定性差,工作变化频繁;就业的收入偏低,对就业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的环境相对恶劣,劳动安全缺乏;就业培训体系不完善,就业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维权组织建设,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引导与加强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拓宽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加快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本文通过对长沙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中遭受多重排斥,即: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显著相关性。笔者认为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浅析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的价值理念,其在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更突出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对农民工问题的介入主要是通过专业方法协助农民工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不断增强他们的能力和信心,从而能够正常地适应社会生活,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但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本文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并分析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诸多因素。结果表明，除了流出/流入地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显著，其余四项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作用显著。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化现象分析

“农村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伴生的现象.农村化主要表现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非农化、身份农村化”和“生活市民化、身份农村化”两个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单位的流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非本地户口人口中农村户口人口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化现象不断扩散的结论.同时,本文从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隐性失业和城市化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且对农村化现象带来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市民化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城市融入中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本文试图探索如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从而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     

"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展开和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崛起,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失业率并行攀升的趋势。对此,以西奥德.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践和潜心研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人力资本论,其中关于劳工迁移的精辟论述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性价值,但是,其中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强调区域工资差异的论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近现代史上的跨国移民以及二战后美国以劳工为核心的人口流动,都证明了该理论中的局限性。     

From Transitional to Permanent Uncertainty: Employability of Middle‐aged Workers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increasing economic uncertainty. Middle‐aged workers, who often have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and limited skills, have been the first casualti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itially, their unemployment was considered transitional. Limited government‐sponsored retraining programs wer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ir employability. Subsequent economic crises, however, have undercut the hopes of both workers and policy‐makers. Despite improvements in the job market since the mid‐2000s, the belief that unemployment was transitional has been replaced by a permanent state of uncertainty and consequent anxiety. Flexibility is considered the key to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would relieve the insecurity and anxiety associated with unemployment. Policies have been modified, but they are still based on a narrowly defined concept of individual employability, which consolidates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To address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erception of permanent uncertainty among middle‐aged workers, we advocate a pragmatic approach that takes reference from the notion of flexicurity to mitigate this sense of uncertainty.     

Unemployment and Health in Sweden: Public Issues and Private Troubl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a country seems to reflect unemployment policies rather than economic conditions. Variations in employment rates for selected Western countries are presented as a background for a discussion of unemployment and its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consequences in Sweden. Unemployment is both a private trouble—where individuals see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olling their own lives diminishing, which leads to increased risk fo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and a public issue, for increased unemployment is associated with societal vulnerability,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ty ties, which lead to increased societal stress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on the national and the community levels. However, for the large majority of workers, the Swedish welfare system buffers first against unemployment, and second against its negative economic effects. Less than 2% of the workforce are exposed to unemployment, and a minority of the unemployed seem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An empiric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unemployed blue-collar workers and two employed control groups indicated that a coping orientation involving an attitude of mastery or perceived control buffered against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