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传播与经典化

鸦片战争以后，现代报刊、出版、教育等的迅猛发展改变一了诗歌的传播方式和运行机制，使诗歌从传统的应酬唱和、交际游戏的个人自遣之作转变成为面向大众的公共言说，从庙堂、“沙龙”走向大众、民间，从教化转向启蒙。新诗经典的确立，受到传播方式整体变迁的制约和影响。相当程度上讲，新诗经典化是在新诗传播过程中完成的。一、报刊发表:新诗出场与现代品格的孕育文学发生牵涉诸多相关因素，刊物发表作为文本、媒体与读者传播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无疑是其中极具活力者。晚清以降，伴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媒介大幅度增加并批量生…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新诗传播媒介与建构

白话新诗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无论是新诗的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建构，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传播的历史印记。新诗的最初尝试与传播同步发生，新诗人的出现、诗歌流派的生成、诗体建构等均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相关。那些或者传统封闭、或者现代开放、或者呈现为特定的有限空间、或者呈现为社会环境式的无形空间的各类传播媒介，与新诗传播的主体受体一道，共同承担着新诗建构的使命，共同参与新诗的历史发展。~伙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媒介的一墓产生并不是直接取代旧的媒介，不是与旧的传产本丫未丫叭卜、尸播方…     

从“诗性创作”到“媒介化生产”——论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媒介化转型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但既有研究主要探述小说、影视、戏剧等领域所存在的媒介化生产,而未将诗歌纳入论域。事实上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的媒介化"亦成为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处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诗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依托于各种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秩序下的生产法则和资本运营逻辑,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诗歌的媒介化转型。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影响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而且造成诗歌的"诗性"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新诗的电视传播

电子传媒时代新诗与电视的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诗借助电视通过朗诵欣赏和改编制作进行传播,具有声像化、立体化和非语言传播的媒介特征,以及与新诗固有的建构形式相关的独特特点.从接受来看,新诗的电视传播产生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大众化与经典化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三大悖论,利用好这几对富有张力结构的悖论,对拓展新诗传播渠道,提高观众艺术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多维空间下的历史性建构:现代传播与诗人身份的确定

现代诗人的产生与合法性确立是多元化文学发展运行机制以及诗歌传播空间无限拓展的结果,其身份与地位在报刊、出版、公共阅读、批评等多重话语和传播机制的共同言说中被历史地、动态地建构与呈现出来,并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诗歌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规范.     

论普通民众公共话语表达权的突破

人类交往的话语实践中,所有话语表达中都包含着权力。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渗透于话语,它于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言说方式,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作者的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书写,更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利的行使。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所有者手中,传者掌握着传播的主权,主导着传播的方向。但每一次最重要的媒介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新媒体语境下公共话语表达权的再分配,公共话语表达由政府话语霸权向公共话语分权转移,普通民众公共话语权获得空前的突破。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语言的允诺：阿多诺对抒情诗语言的哲学阐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阿多诺的语言思想广泛地融入了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阿多诺认为，语言是抒情诗与社会的媒介，通过语言自身的言说和允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产生了和解的契机。他把抒情诗看作“审美语言”重建的重要文学形式，以内在批判的方式对诗与意识形态、诗歌语言的言说、诗的个体表达与集体表达、诗歌语言与历史性等主题进行了哲学阐释，揭示出诗歌作为构型性语言对于重新赢获词语的美学尊严以及总体化社会中人的解放所具有的重要批判潜力。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中国新诗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传统所谓的“中外诗歌交流”，除了像胡适、周氏弟兄等人的尝试的热情之外，现代传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它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作为文学之一种，新诗全面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也属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化过程中，诗歌本身就是变化最为剧烈的文学类型，它理应对社会变动带来的刺激作出最为新鲜和强劲的反应。大众传媒的兴起恰恰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和鲜…     

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应该适度经典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新诗经典化:后经典时代的经典建构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媒介现代化趋势下的文章体裁前瞻——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的命运探考

新诗在新兴的电子媒介文化传播载体(网络、短信)上繁盛的事实,以及诗歌与图像之间"和而不同"的共生、互补关系,都有力地证明了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不会消亡。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早期英语格律诗汉译的诗律探索及意义

早期英语格律诗的翻译和现代新诗的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白话文刚刚作为现代诗歌语言,因此早期英语格律诗的汉译凸显了汉语诗歌诗律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译者对现代汉语诗歌诗性美的构建。他们在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找到了原文诗律表现的基本规律和模式,这些规律与模式现已成为英语诗歌翻译中诗律表现的基本方式,同时也为新诗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