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昼寝”辨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即“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习用。如《汉书·扬雄传》:“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书·苏绰传》:“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乂《资暇集》:“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也,故天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宋周密《齐东野语》:“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     

金天会六年进士辑补(二)

(三)孙九畴,《寰宇通志》(卷七八,太原府“科甲”)记他为金“天会中进士”。《万历太原府志》(卷一八《选举》)称他是金进士。《光绪定襄县补志》(卷八《人物》)有传:孙九畴,状元九鼎仲弟,天会六年榜眼,官翰林编修,尝谓“吾无他长,惟步步践实也,昼之所为,夜必登记,用以自警”。     

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虽然产生了丰富而瑰丽的民间文学作品,可民间文艺学却并不发达,对民间文学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往往是点滴的,远不完备的。《诗大序》曾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汉代的《毛诗传》曾说:“曲合歌曰歌,徒歌曰谣。”这都包含着对民歌口头表述的认识。明末的冯梦龙在其《序山歌》中认为山歌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清代的杜文澜也在其《古谣谚凡例》中说:“谣谚之兴,     

王弼的籍贯问题

<正> 近年来有的著作认为著名玄学家王弼是今河南省焦作市人,这是不对的。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云:“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此山阳乃指山阳郡,属于兖州而非河南。考王弼乃王粲之侄孙。《魏书·王粲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王粲年四十一卒,他的两个儿子被杀,无后,以族兄王凯之子王业嗣。故《魏氏春秋》云:“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业就是王弼的父亲。王粲的祖父王畅,曾祖父王龚均山阳高平人,《后汉书》并有传。王龚,顺帝时为太尉,王畅,灵帝时为司空,故《王粲传》谓“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其世系如下:     

南海夺田案史实辨正

顺德人梁储官至吏部尚书 ,华盖殿大学士 ,后被劾卸任还乡。时人给事中田赋称 :“没储赀 ,可减天下财赋之半” (《粤大记》卷 1 6梁储传 ) ,可见他的豪富。万历年间 ,广东人郭非木 却说梁从京“归 ,囊橐萧然” ,连住房都没有 (《广东通志》卷 2 4梁储传 )。二说相左 ,以故学者认     

司马迁见过《司马相如集》吗?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说: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 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 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照刘知几的讲法,《司马相如集》中有一篇《自叙传》;司马迁《史记》里的《司马相如列传》是照抄这篇《自叙传》的。这个看法,是值得研究的。     

孙蕡的卒年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3页)说:他的卒年是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此说不知何据? 孙蕡,《明史》有传,见卷285《文苑传》,他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898年)的“蓝玉之狱”中。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见《明史》卷132《蓝玉传》),时“蓝玉之狱”未兴。     

“天下为官”考释

<正> 我在《“天下为公”原义新探》(载《文史哲》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认为,《礼运》“天下为公”的“公”,是汉初新道家的“公”,是公正、公平之公。郑玄训它为“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不过,郑玄之所以训它为“共”,应该事出有因。这里想作点补充说明。《说苑·至公篇》:“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汉书·盖宽饶传》记盖宽饶曾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

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略例”中说:“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又说他的笺注本,“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所谓吴若本,即南宋建康府刻本。吴若《杜工部集后记》中说:“右杜集,建康府所刻板也”。吴记写于南宋绍兴三年六月,记中说刻印此本创自建康府学教授刘亘(字常公),“常公初得李端明本,以为善;又得抚属姚宽令威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为无恨焉。”从吴记看,这刻本未必即据“若本”付梓,其间可能参校李、鲍诸本。李本当是李端明的藏本,李是建康府的“府帅”,他赞助刘亘刻印杜集。鲍钦止本倒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释皎然的诗歌主张

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大封”小议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征引博洽,校释精核,读后获益甚多。但间亦有可商之处。此举一例:旧版《华阳国志·南中志附交州》内云:“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校注》校点为:“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见第465页)校点上之差异反映理解上之不同。余以为《校注》将旧版《华阳国志》中之“大封半道”四字,用分号中断,实为未当。究其原因,则在对“大封”二字之理解上。愚谓此处之“大封”,非“大封功臣”之概述,实乃“大封诏书”之简称,故非动词,而是名词。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张扬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布。杨“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     

传的源流和演变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白猿传》写作动机辨

初唐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辞,都认为乃时人为诽谤欧阳询而作。有的还把它与后来的《周秦行纪》视同一类作品,说:“唐时风气,往往心所不慊,辄托文字以相诟,如本《传》及《周秦行纪》皆是已”。(汪辟疆:《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附识)甚至明智如鲁迅,也认为:“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简直就是把它当作攻击小说的始作俑者了。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小说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故不得不予一辨。     

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一个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