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注经学的解释实践,并用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注经学的困境,比较中国注经学与西方解释学发展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并指出中国注经实践和西方解释理论的融合对丰富和发展中西方解释学有重要的意义。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汉儒刑法观探析

经学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通过训诂章句,对儒家经典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作出新的解释,以探求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法则和秩序,建立了一个适应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封建帝国需要的新的价值系统。经学是齐鲁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结晶,是汉文化的最高形态.由于经学以儒学为其表现形态,所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思想便渗透到各个领域.在刑法方面,主要表现为用儒家思想注释战国以来的刑法实践及理论,使其为大一统的专制王权政治服     

廖平经学思想初探

廖平一生以知圣译经为学术追求，虽然他治经的方法多样，经学思想多变，但是他尊孔尊经的治经宗旨始终没变。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理论是他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大创见，以制度为纲对经典世界重构的经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经学六变的学术历程则体现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化的困境。廖平经学理论建构中对制度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制度建设也仍然具有重大启示。     

唐代典籍注释方法论初探

唐代典籍诠释是我国古代注释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因时代的需要，唐人注释典籍，旨在解释和疏通文本的基本意义，因此他们大多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校勘文字、注音、释词、考释名物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形成了自东汉以来语文学注释范型的第二个高潮，建树颇多。唐代学者十分强调自身学植的广博深厚；继承和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注重从学术文化史的视野评价前人典籍注释的得失，形成一系列诠释学理论原则；他们致力于充分占有材料，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善于把孤立的语言现象置于语言使用的环境中细致考察，元元本本，弹见洽闻，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的训诂方法。     

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在"经学变古时代"的大气候中,受疑古思潮的激发和禅学思想的渗透,宋代诗学解释多元论开始在诗话中活跃起来。可以说,宋代是"《诗》无达诂"经学解释话语成功转化为"诗无达诂"文学解释理念的演变期,是"诗无达诂"多元解释思想的全面践行期,与前代相比,当然也是形成诸多与"诗无达诂"相类的多元理解话语的丰产期。对这些多元解释思想和话语进行举要,有利于呈现宋代诗学解释学与宋代经学解释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时代特征,当然也有利于进一步揭橥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理解与阐释向度的构成与发展。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解释学作为意义的追问与西方文化危机

解释学本来是追问意义的学问，但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非价值论倾向，以及德里达解构论解释学把意义的创造性、生成性推到了极端，西方当代文化反而陷入了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如何疗救西方当代文化的迷途，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其疗效如何尚难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诗味论中的解释学思想

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解释学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解读,既是意义的理解与诠释问题,又是情感意味的体验与品鉴问题。但西方文学解释学一贯执著于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寻,陷入意义的迷宫。中国美学历来将诗歌的审美意味品鉴看得高于意义的诠释和意象的关照。文学欣赏依据意义——意象——意味三层次递进,"味"属最高层次。通过对诗味论所蕴含的解释学思想的探索,印证中国解释传统可以与西方传统解释学成为互为补充的体系。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

朱熹是有宋一代堪称巨擘的古文献整理大师,他不仅传注的典籍众多,而且其传注多能根据典籍内容的不同,采用风格迥异的训诂方式。例如他著《四书集注》,就以阐述义理为主,而传注《诗经》,则主张“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得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因此,《诗集传》乃成为朱子所传注的典籍著作中最注重章句训诂的一部,它不仅在当时以其朴学的简明信实的训诂风格称例于宋代诗经学的著作之林,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方便对《诗集传》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训诂研究,本文试类述其训诂体例如下。     

文籍随文释义与词典义项

一 研究文籍随文释义与词典义项,首先必须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词典义项,也就是词典释义,是词典解释字,词义的特有方式。它为人们阅读和注释文籍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古代许多训诂学家注释文籍,援引词典释义疏通文句的例子很多,如《史记》司马贞索隐,曾多处引用《说文》、《尔雅》以为注,李贤注《后汉书》也常常直接引用《说文》。文籍的随文释义,是训诂学的一大方面,在古代,名目很多,如传、注、笺、疏、诠、训、诂、解等等,今天通常称为注释。它与词典的关系极为密切,如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