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 ,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体系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 ,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 ,以具有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① 为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从 19世纪 4 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 ,进行…     

启蒙与生意:近代新式辞书《辞海》的编纂出版

晚清以降,世变之剧前所未有,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西学"以无可抵御之势涌入中国。在旧思想文化秩序日渐崩溃之际,作为新知识秩序代表的新式辞书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起初,这些新式辞书更多地带有知识精英们思考、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以期达到国势振兴的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科举改革等的进行,对"新学"需求量日益增加,出版家或出版商纷纷介入,使得新式辞书的编纂混含着启迪民众与商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文化市场的助推下,"新学"形成广泛影响,而"新学"也为文化出版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空间。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

晚清的教育改革以及将新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所促成的对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的反思,是中国近代化因素成长的动因之一。湖北和湖南两省在清朝的最后20年间,因为有一批思想趋新的官员自上而下进行引导,使得该地区新式教育成绩斐然,湖北是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湖南则是新学最为活跃的地区,这正是两湖实业大兴、革命因素成长的重要背景。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左右,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近代阅报社研究

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阅报社的发展,各地阅报讲报活动如火如荼.随着阅报社与新式教育结合,阅报成为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阅报社通过所订购储备的报刊在推广新学新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阅报社不仅使阅报之风渐开,为报刊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并且促进了文学的传播与新变:一方面它扩大了小说的读者群,促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另一方面,阅报社深入底层推广白话,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清末民初留学生与江西地方政治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江西的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个由科举功名获得者和新式教育毕业者构成的留学生群体.随着留学生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结合,江西的留学生群体开始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转变,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借助召开省议会,创办新式学校,组建各类社团,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以《万国公报》为舆论中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到清代以后,已完全腐朽。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围绕考试内容、文体、目的、后果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批判的官辞激烈程度、系统性、深刻性超过了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教育及其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但是,西教士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其整个科举制度,在这点上,则只能由中国开明官员和思想家提出并完成。当科举制度废除后,西教士既非常赞成,又批评新学堂与科举制度藕断丝连。     

周馥教育改革主张与新式教育实践述论

周馥在长达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密切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一方面,竭力主张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山东和江苏等地创办新式学校,培养各类新式人才。周馥认真研究、努力解决晚清教育问题,体现其高度的责任意识,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汤寿潜教育思想论略

汤寿潜是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积极鼓吹者和力行实践者.他对封建科举制度提出严厉地批评,主张采西学,变科举,兴新学,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式人才.他在师范教育、普及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以及编撰教科书、筹划教育经费等问题上都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汤寿潜的教育思想虽不无局限性,但也是他以天下为己任,拯时救世的重要表现,历史进步作用显而易见.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浅析我国近代教育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兴起导致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新式学堂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并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但是,由于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在教育理念、教学目的等方面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学校有本质差异,因此它是不可能真正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通过对近代教育的反思,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教育的更深刻的认识。     

茶马互市经济视域下的湟源新学诗

晚清及民国时期,湟源在茶马互市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保障了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湟源新学诗与地方经济发展及教育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由于社会发展,新学诗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从一个微小的侧面印证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流变的内部变化。     

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社会变化激烈，教育制度也出现根本转折。云南的官学教育同全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沿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平行，教育为科举服务，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阶段，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此时期云南的官学教育，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材，并体现出了自己的某些特点。     

论英国文艺复兴初期语法学校的特点——以圣保罗学校为考察对象

英国文艺复兴初期(1485-1532),人文主义开始渗透进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文化和教育。约翰.科利特创办的圣保罗学校是当时语法学校的典范,学校脱离教会束缚,世俗化管理,面向各阶层学生,讲授英语和拉丁语等人文主义课程。新式语法学校既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宗教信仰的虔诚,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它是因北宋中期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王安石在世期间,荆公新学经历了创立与发展两个时期。一、荆公新学的创立期荆公新学创立于嘉(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年间,其主要标志是《上皇帝万言书》《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的刊行。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荆公新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作。《上皇帝万言书》：清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将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