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千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都在不停地寻找。祖孙两代的寻找,不只是形成了一个轮回,更预示了中国平民的千年孤独。小说揭示了平民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用平民语言阐释了平民的哲学。但小说也有个别情节不太真实,语言有些"绕",沉迷于自我的叙述方式等有待商榷的地方。     

由《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孤独”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反映了千百年来被人忽视的"中国式孤独",文章试图通过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及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总结出刘震云笔下"中国式孤独"的基本内涵。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中国式孤独"的文本表现、形成原因和研究意义,以期对国民精神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孤独的精神还乡——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寻找

从分析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入手,指出中国底层人民精神还乡中爱情和亲情两条主线,同时提出中国式寻找的缺陷在于人们有服从和认同的从众心理以及瞻前顾后的怯弱心理,阐释出精神还乡的真正意义:重视自己的心灵,并自我营造精神之乡。     

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行走”意义

本文通过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众多人物的＂行走＂的描写,将＂行走＂这一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构成了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的寓言表达。     

“漂泊者”的精神追寻——《一句顶一万句》读札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两代人出走和回归的故事。小说塑造了底层的漂泊者形象,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是漂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漂泊,而后者主要源于人性的自私、冷漠与狭隘。为了重建理想的友爱世界,人们在人生的大地上坚韧地寻找着,而寻找的过程就是友爱世界重建的过程。作家运用"去历史化"的手法,还原给我们一个更纯粹的乡土。     

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行走”意义

本文通过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众多人物的＂行走＂的描写,将＂行走＂这一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构成了血缘历史中的＂道路...     

元曲三句鼎足对的审美意蕴

元代散曲＂诗乐一体＂,其中的＂三句对＂又名＂鼎足对＂,或称＂三句鼎足对＂,体现出绘画美、音韵美、意象美的审美意蕴。马致远、乔吉、张可久、徐再思等以赋、比、兴的手法写景寓情,以鲜美而易逝的意象叠加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景,再配置优美而又充满活力的声韵,从而体现出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及隐逸情调,实现了对自由旷达人格的肯定。     

寓意·荒诞·叙事层面——析李永康微型小说的艺术表现

平民小说作家李永康喜登＂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其微型小说集《红樱桃》已列入＂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这本集子显示了作家广阔、雄厚的生活基础,其深刻的寓意性、幽默中展现的荒诞、叙事中带给人们的思考等,都让读者喜悦地看到作者不断吸收西方文学表现手法,尝试叙述主体视角变化所体现的中国优秀微型小说的新变化。     

简论《山楂树之恋》等新时期爱情题材小说的伦理观

小说《山楂树之恋》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感觉并以现实为根基,呈现出隐蔽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爱情。潜伏在小说中的记忆和经验,是生命化的＂个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本真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广阔的历史想象空间。     

论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

韩少功视写作为奔赴精神家园的途径,纵观其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他不断地在学习、创新、运用各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小说作品,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文体探索与世纪初的＂新乡土文学＂,韩少功创作道路发生的转变引导着文学界的思考方向和写作热潮,探析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成为了解其个人和整个文学界发展轨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     

对话、苦难与回归——解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揭示了在社会共同体体系中,主体间性的建构是凭人际间的语言交往才得以形成与维系的.作品告诉人们,贫穷是客观的存在,与其纠结痛苦地活过一生,不如微笑着面对.小说巨大的情感张力和直抵人物内心的人文关怀,揭示了人的身体出走与心灵回归间不断交锋的现实.     

关键的“误译”和有意的“误读”

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看似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然而,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事实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迎合当时接受者阅读习惯和情趣,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从叙事时间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意味

《一句顶一万句》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在语言、形式、结构、故事等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刘震云对叙事可能的娴熟把控和大胆尝试.叙事策略的不寻常是服务于小说的主旨表达的,而《一句顶一万句》更达到了形式与意味的高度融合.文章从叙事时间切入,分两个部分:时序的繁茂化及时限的还原性,探讨了文本形式与主旨意味的互动关系,或能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研究提供新的着力点和有益补充.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永恒的尖锐对抗与寂寞守望——刘震云小说主旋律题旨释读

从成名作《塔铺》到代表作《一地鸡毛》,乃至后来的官场系列小说、历史系列小说,直到《一句顶一万句》问世,刘震云一直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的文学视角、关注对象以及作品的主题揭示都是恒定的。以刘震云二十余年创作之旅为研究对象,以其作品的阶段性主题揭示为切入点,条分缕析出作家面对物质对于精神、权力对于尊严、历史对于人性造成威胁与摧残时所发出的尖锐抗议以及对美好、自由、光明世界的寂寞守望,进而完成刘震云小说主旋律题旨的释读。     

存在哲学的理性探讨与精神家园的感伤追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梦境释论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关于作品,众评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小说凸显的孤独主题和绕人的说话形式上。其实,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梦境艺术手法。从梦境的意义建构与梦境的文学功能显现两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性思考与精神家园的感伤追寻。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试析穆时英小说中的“黑色”书写

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以他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上海生活的熟悉,创作了具有浓郁＂新感觉味＂的现代都市小说。他在小说中毫不掩饰地传达出对都市物质文化、都市女子的迷恋,并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总是让小说中的女性披着一层黑色＂面纱＂。他透过人们的＂黑色眼眸＂,在＂黑白世界＂的对照中去审视和书写都市男女的生活,表现都...     

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行事句”与“言外行为”的理解与阐释——以小品台词为例

小品台词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话语＂,具有行事句的功能,并且产生不同的＂言外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台词可以分为显性的行事句和隐性的行事句。小品演员通过说台词这种言内行为,向对方实施＂言外行为＂。＂言外行为＂可以包括＂宣告行为＂、＂阐述行为＂、＂承诺行为＂、＂指令行为＂、＂情感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