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为政以人”的政治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观

究竟以何种方式把握"政治哲学"的本性、如何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真义、结合当代中国人的政治改革,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当代中国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政治正义的关键问题.以"人的观点"把握人的"政治问题","政治哲学"实质表达为哲学活动、哲学之思的一种基本立场、意识方式和价值理念.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它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何种政治组织形式、怎样实现政治统治权力以及如何完善政治运行机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智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成功经验和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且要珍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实际,不断增进中国人的"政治自觉",提升中国人的政治人格,努力实现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理想.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探析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内容之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加强对大学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目标,增强大学生民族团结的价值认同;以"如何培养人"为重点,创新大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路向;以"为谁培养人"为最终效度,夯实大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使命担当。     

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了在一个落后国家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在落后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困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国内外形势不断突变的环境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五四时期观念形态的破与立及其当代启示

用大历史观的视野看五四,从观念形态上说,20世纪初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以"排孔"作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以知识分子为主将、以《新青年》和北大为主要阵地促成了"破"的力量,引发了传统儒学的危机.同时,它又推陈出新,形成了五四精神.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观念形态由传统儒学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嬗变.当前,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急剧碰撞,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多元文化格局日益形成.面对我国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广大青年如何构筑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如何理解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有着与五四时期相似的逻辑理路和相同的基本文化话语.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回顾与思考

晚清以降,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中国知识人,共同经历了一段可以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旅程,以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为凭借,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带动了"概念变迁".因此,如果可以针对具体的个案开展细密的考察,对于阐释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被创造生产,从而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洪流,应可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和理解.     

道与中国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既指天道,也指人道.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相对于"技","道"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由"技"而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指从知识走向智慧.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同时表现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后者意味着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不断达到道的智慧.对中国哲学而言,道所内含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而道与人的关联,具体又展开为实践的智慧.以"志于道"为形式,道进一步还涉及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问题,后者进一步指向人格的培养和完善.     

“现代性”烛照下鲁迅的侠骨柔情

本文从现代性理论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首先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介绍了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然后,从现代性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现代性”辉映下鲁迅的墨侠文化情结

从现代性理论角度下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阐释,叙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基本关系.从现代性的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立人"之路--梁启超、鲁迅、陈独秀关于提高国民素质思想之辨析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鲁迅、陈独秀三位思想启蒙者在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时,发现了"人"在变革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是中国国民从来都没有争得做社会主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分别从道德、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即"立人"的问题.     

"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论实践“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如何践行"以人为本"是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实践"以人为本"就要以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出发点,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为准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张君劢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之哲思路向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活转于当代,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术界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主张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其理论体系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与致思方向,以塑造新的国民性为目标,遵照"新人"-"新公民"-"新民族"-"新精神"-"新文化"-"新国家"的逻辑脉络,实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由工具理性启蒙到"人"的发现、人的实践理性启蒙的成功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试论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人遵循基于情境的"情理"取向的行为模式."情理"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一般性社会规范、双方的特殊关系、双方过去的交往经历、对将来交往的预期,以及双方自身情况都进行整体权衡的行为模式.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注重基于"情理"对情境困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以恢复或调整双方原有社会关系为目的.现代性法律的"法理"以形式理性为特性,是具体事实通过法律逻辑适用法律原则的过程.在法律运行中"情理"式的行为模式与"法理"式的司法过程发生冲突,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文中对如何解决这种困境进行了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思考——在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

我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曾经提出了中国人的三个传统思想精神:"大一统"、"中庸"和"自省",我想可以把这三者理解为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中国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思考问题的?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道"、"仁"、"礼"、"理"等也是经过思维高度抽象的语词,只不过这些语词不是对象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体现于人的思想与行为,体现于人所面对的实际生活.这样,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些语词与某一类作为、或者某一类事物联系起来.我使用一个现代的词汇"模式"来概括这种思想方法,并把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思想方法叫做"模式"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模式"的思想方法,如何评价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观点

日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同到访的中国外长杨洁篪会晤,两人还就如何缓解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讨论。多尼伦在会上"强调了采取有效措施,以降低全球经济和美中贸易失衡的重要性"。此外,他也和杨洁篪讨论如何共同说服朝鲜放弃其核武发展计划,"避免做出破坏稳定的行动",以及如何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论“人治”的“同类相动”效应——以《淮南子》为例

古代中国选择人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天人合一"是建立人治理论的普适根据,"同类相动"则为"天人"如何"合一"以实现人治效应提供了独特的根据。以《淮南子》为例,从"同类相动"的视角,试图对人治理论进行全新解读,以启示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论董仲舒的人性论建构

董仲舒通过正名的方法与先秦人性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以中民之性言性,将"性"与"善"分别归之于"天""人"范围,并在"天""人"之间以"气"为桥梁相贯通而予"性"以善恶质,解决善恶的终极来源并赋予人成善的潜质;在"性"与"善"的层面以"教"与"心"为中介内外相济互动而成就善性,解决了人如何为善的现实路径,构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人性论体系,不仅奠定了汉唐人性论的基本框架,而且开启了宋明理学以气言性之先河,体现了其人性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以及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老子》中"物"的生态价值

生态危机即"物"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人对"物"本原意义的遮蔽.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一条更好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使生态伦理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原则,使人能够以"为物去蔽"的方式待物.老子哲学开辟的不仅是一种对物的认识纬度,更是解决"人"、"物"矛盾的生活纬度.<老子>中关于人与"物"如何相处的真知灼见,无疑给现代人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中心论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和精神内核,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其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共同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和发展理念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新,集中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人,依靠什么人实现发展""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以及"为什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三大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严肃回答,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