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贯穿毕飞宇整个创作过程,对历史的强烈质疑构成了毕氏小说反复吟唱的主旨之一。＂人的贪欲推动历史的轮回＂颠覆了传统主流历史观,人类的弱点与缺陷撕裂了理性的光环,＂重新启蒙＂是毕飞宇历史叙事的终极目标。     

先锋的延续、叙事的演绎及其历史化——论毕飞宇笔下的“历史叙事”

毕飞宇的＂历史叙事＂,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曾为考察先锋文学经验在90年代的继承、延续提供了重要例证。围绕时代背景、作家观念,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技艺、经验和人性等角度展开探讨,不但可以印证文学史前后的沿袭关系,而且能够呈现90年代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拓展。毕飞宇的创作曾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活力,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张力"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引入到叙事学理论的。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张力的核心思想为辩证思想。英美新批评学派和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指出:凡是存在着相互制衡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都有张力的存在。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方面都存在着张力,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文革记忆与后现代叙事——毕飞宇论

毕飞宇的文革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对世界、人生的体验,从而影响了他的小说题材、主题和叙述方式,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和“气质”。毕飞宇一直热衷于创作文革题材与准文革题材小说。一方面,对权力的体认和解构成为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常常运用“戏仿”修辞和“反讽”的叙事方式。     

毕飞宇小说的易性叙事及其性别心理

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中较多地运用易性叙事。他笔下的易性叙事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可以超越性别的易性叙事中,易性叙事深化了主题。在无法置换性别的易性叙事中,则存在多种情况。《林红的假日》后半部分存在一定的体验女性心理的隔膜。《玉米》系列中,易性叙事不仅深化了主题,而且丰富、拓展了主题。《睡觉》艺术上精致,但在价值判断上释放了潜意识中对二奶的欣赏,带有明显的男性眼光。     

毕飞宇小说叙事冲突及意蕴探析

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他的文学触须能够通过人物外在和内心矛盾冲突两个纬度，从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中，对“人心世界”进行解构，创造富有精神内涵的鲜活人物，表现人心和人性的复杂和深邃，建构世俗生活中人的心灵景观，寄予对生命存在的深刻思考和意义追问。     

毕飞宇小说：历史·启蒙·叙事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是寓言形态的历史和蕴涵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的叙述,毕飞宇意在显示思想文化启蒙的艰巨性和急迫性。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是在叙事中解构叙述历史和异类叙事。     

论毕飞宇长篇小说的空间叙事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是小说文本叙事的重要内容。"空间"在毕飞宇的长篇小说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对细节的重视与关注,完成了对易逝"时间"的补充,是小说空间叙事功能的体现;对空间节奏的把握与个体空间的凸显也使得其长篇小说拥有了自己的文本特征。当然,这些与作者对"宏大"小说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是形式化。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叙事视角由边缘人物承担;(2)叙事时间呈能指化倾向;(3)叙事结构符号化。先锋小说叙事模式形式化引起了中国小说美学的一次革命,其意义深远。     

一场叙事的革命——试论先锋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特色

从叙事语言、叙事手段、叙事风格三方面的全新视角切入来审视先锋小说,其叙事特色如下:先锋派作家在叙事语言方面大量使用“像……”的比喻结构,反讽性的修辞,并积极探索语言自身的表达功能。在叙事手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主体叙述、性爱叙述以及个人化经验的表达。先锋派作家在叙事风格方面的探索走得比较远。许多作品不仅主题多元化,题材多样化,而且呈现出苍凉的后悲剧风格。     

执着与超越——先锋小说的非理性叙事品格

先锋小说具有强烈的非理性叙事品格,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神经质、焦虑与非常态的生存世界;性、暴力、死亡本能的狂欢;偶然性与历史的不确定性;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先锋小说对非理性的执着和对理性的颠覆与超越,为文本的创作和阐释提供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试论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现实意义

先锋文学诞生于改革开放伊始，是本世纪拿来主义传统的又一次再现，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借鉴和演绎，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特色文化语境、审美意识形态和全球性商业及文化活动的联袂产物。先锋文学以其新的叙事视点和叙事话语方式，展示出独特的叙事情境和叙事结构，证明新的叙事方式的可行性并预示文学叙事发展新的可能性。它的介入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鲜活的血液，拓展了叙事天地、开阔了叙事视野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先锋的延续、转变及其历史认同——苏童、毕飞宇比较研究

作为自先锋文学开始就为文坛所瞩目的作家,苏童与毕飞宇虽分属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文学阶段,但两者在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决定了他们可以作为考察自先锋文学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代表作家。在考察两者生存空间与创作历程之后,如何介入历史叙事、展现创作技巧和写作题材,以及适应为时代而进行写作的转变,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产生了证诸文学历史的可能。     

余华先锋小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余华遵循“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原则 ,在其作品中体现欺诈与暴力的主题。余华的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论毕飞宇的小说美学

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成功源自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写作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调整是源于一种小说美学的追求。在小说立场上,从工于小说叙事转向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在写作伦理上,从热衷于历史想像转向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在小说的史诗性品格上,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史诗而探索平民大众的史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小格局中小人物的内在精神上的提升来展现一种大人生的美学理想。     

先锋小说的元叙事技法浅析

始于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作家群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大胆改进传统小说叙述的“掩盖虚构”和“似真性”效果追求,而变为明目张胆的“裸露技巧”、“消解故事”,将叙述作为“虚构”的摹仿。     

余华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评论界对先锋文学的误解使得先锋几乎成了“反传统”的代名词。时至今日,重新进入余华的小说,可以发现“先锋”小说中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主要体现在“性恶论”、“神秘主义”、吴越文化以及鲁迅传统等方面。这些中国传统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否定性力量,扮演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色,这也是余华及其先锋小说的锋芒所向。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人心秩序的普遍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