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武则天

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五)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在执掌政权的半个世纪中,尊法反儒,推行法家路线,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历代儒家出于其反动阶级本性,对武则天进行诽谤和污蔑,流毒非浅。今天,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研究武则天,肯定她的进步作用,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是很有必要的。     

《武则天秘史》影评: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

2011年年底电视剧《武则天秘史》走红之后,武则天及唐代宫廷历史为人们所高度关注。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现象,这非常值得研究。唐代的大气磅礴在武则天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与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这是历史学界和影视学界"性别书写"的例证。女性意识在初唐的初步松动,到武则天称帝时期妇女开放观念达到高潮,武则天玩弄各种权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女权时代的巅峰。通过三部影视作品三个不同的武则天和太子形象分析,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作为武则天的"她"把女人的妩媚与刚强娇柔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造就帝王风范和媚女风流。     

武则天时代的经史子集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称帝的女皇,她似乎是个谜团,充满了魅力。但是有关在她统治时期学术文化发展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拟结合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著录情况来研究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学术发展。     

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与启示

法家的法治主义既体现出变法革新的有为主义一面,同时也倡导法治下的无为而治。然而,法家之法并不包含对君主国家的限制性内容,法家之无为也仅仅是出于君主专制便利的考虑。如此一来,在实践上法家法治下的无为而治就注定会成为君主专制的刑罚工具。法家法治主义的失败警示我们,将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使其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是当前“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一项内容。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吕后个性心理的变化

吕后的际遇使其心理发生变化。刘邦称帝前，吕后勤劳善良，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成为项羽阶下囚后，自卑恐惧；刘邦称帝后，她失宠嫉妒，运用才能、手段保住自己和太子的地位；惠帝继位后，她大权独揽，残酷报复对手；惠帝去世后，她个性走向极端。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论儒道墨法四家在汉民族文化心理构建中的作用

文化心理结构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文化意识三个层面构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构建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其思想又嵌入到三个层面中内化、积淀成丰富的内容。儒家、道家、法家对本能无意识进行了控制 ,墨家要发展本能无意识 ,但作用不大 ;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内化、积淀到了文化无意识系统中 ,法家思想却没有嵌入进去 ;这四大家对社会文化意识层面的构建都起了重要作用 ,从而使社会文化意识性内容极为丰富 ,也使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座金字塔“颠倒”了 ,文化的转型就是要再颠倒这座颠倒了的金字塔     

失意、僭越与女皇权术 ——武周朝薛怀义被杀事件述评

武周朝重要政治人物薛怀义在武周政治生态中的重要性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薛怀义作为武则天称帝前后重要的舆论喉舌和政治帮手,是武则天不可或缺的私人政治力量。他在武周政局稳定后被武则天暗杀,诸史对其死因语焉不详,学界亦未深入研究,大致认为是其纵火明堂导致与女皇关系恶化。实际上,薛在武周政坛上昙花一现不可简单视作是其与女皇私人关系变化的结果,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常见的兔死狗烹现象。其煊赫一时与其政治贡献密不可分,宠衰也主要是武周政局日趋稳定的结果。其纵火明堂等行为不仅严重影响武周政局的稳定,且引起了武则天关于谋逆弑君的猜忌。就此意义而言,此事件体现出武周朝的政治转型,薛怀义被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唐史劄记(二则)

一、武则天摆弄佛道两教。她立李弘为太子时,利用道教《洞渊神咒经》:她称帝时,利用佛教《大云经》。二、大和二年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揭开了文宗朝反阉斗争的序幕,预示了反阉斗争的发展趋向。     

萧氏文学思想中的诗教观分析

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深受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儒家诗教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原因。文章将对此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兼论儒家文化思想上的独尊性与唯我性

陆贾新儒学思想秉承了先秦儒学中的文化独尊性与惟我性一面,以儒家"仁""礼"思想为本,对汉代文化思想建设提出了与法家相一致的具垄断性特征的意见。与法家不同的是,陆贾秉承的儒家独尊性传统,是以"礼"为中心的、至上的道德本体论为形式,它具有更为思辨的内容。通过分析先秦孔、孟、荀在文化思想上所蕴涵的惟我性传统与内涵,认为以陆贾为中介,奠定了汉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基础。     

论黄老思想对《谷梁传》的影响

本文认为,流传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春秋谷梁传》,在解释《春秋》时,既有阐释儒家思想的一面,又有受其他学派影响、且背离儒家思想的一面,黄老学派即是代表.在汉初儒家学派与黄老学派的正面冲突中,《春秋谷梁传》实际上起到了在理论上支持黄老学派的作用,也表现出了它与儒家学派的某种分歧.     

刘知几《史通·疑古》译注(节选)

【说明】《史通》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写的一部史学评论集。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生活在法家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当过多年封建王朝的史官。那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日趋尖锐,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代表豪门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反对她,骂她“离经叛道”,叫嚷要“追效昔人”,法“先王之道”,孔老二就是他们尊奉的“圣人”。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坚定地站在法家一边,在历史学领域内,对这股尊孔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危机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危机管理思想,其整体更为重视危机预防。在危机预防方面,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强调道德及社会责任;法家强调制度化、创新与识危除奸;道家强调领导者"有为乱之首"及处于成熟阶段的组织的危机预防;兵家强调对信息的系统搜集。在危机处理方面,儒家强调"不仁则失";法家注重运用激励约束机制;道家注意到在危机中的机会;兵家强调信息管理及对危机的快速响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制造危机,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