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学理探析

对法院的公共政策功能进行概述,从学理层面就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原因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与法院公共政策功能的关系,并分析了法院公共政策功能在现代社会图景下的必要性,进而得出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对于法治社会的意义。     

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     

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两种不同路径,二者具有同源性和差异性。指导性案例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逻辑、依托个案审理的司法裁判本质以及外部监督制度的配套,使其在防止政策的非公共性以及调谐政策参与过程中的司法能动性与被动性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适用中的低度参与以及制作规则的不规范,限制了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指导性案例制作、建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制与完善司法公开。     

公共政策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善政只解决了根本制度问题，在善政之下还存在善治问题。如何进行善治？在一个良序社会中，善治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上，因而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即要回答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公平与否。公共性与偏私性、实然性与应然性、功利性与道义性是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国际商事仲裁下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多数国家对《纽约公约》下的公共政策例外采以谨慎适用的态度。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以限制性解释为原则,对公共政策的认定与适用以严格的标准进行审查。尽管我国法院对公共政策例外持有鲜明态度,然而实务中仍存在理解差异大与适用不一致等问题,其本质缘由之一是对公共政策内涵认识的模糊性。在国际层面追求公共政策界定的统一难度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国内无需对公共政策的概念和适用进行更具体的解释。就此,可通过对公共政策内涵界定和审查程序的考量,反思公共政策例外适用的问题,从而促进公共政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从形式上看,在侵权案件中公共政策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却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显示,价值优位、社会环境、秩序管理、责任保险等公共政策因素对侵权案件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是实现侵权责任法目的的要求、侵权责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法院角色变迁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公共政策因素通过损害的认可、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抗辩事由的确认等方式得以实现。     

司法能动趋势下法官职业伦理研究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以往的被动司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司法能动应时代需求而发展。司法能动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对法官素质、综合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以法官职业伦理对司法能动进行理性控制,在司法能动趋势下对完善法官职业伦理进行思考。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     

中国古代司法职业伦理研究——从现实问题到历史镜鉴

中国古代的司法职业伦理,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职位和司法角色的伦理要求,既包括司法职位作为具体机构所要求的外在伦理维度,也包含从事司法工作作为特殊群体所要求的内在伦理维度。司法职位伦理体现于入仕选官、考核考课、司法回避以及司法责任等制度中,司法角色伦理则分别从伦理道德的原则性标准和具体行为标准对司法官吏作出要求,并对典型司法官员的个体角色伦理进行了渲染。以古代司法职业伦理为镜鉴,现代司法职业伦理需在有效区分司法职位伦理与司法角色伦理基础上,重视司法角色伦理的培养;加快司法权的“去行政化”,形成专门的司法职业意识;凸显司法职业伦理的“职业化”,明晰具体的适用界限;确保司法职业伦理具有实践性,表现出可操作性、约束性和有效性。     

从食品免检政策的废止看生命伦理对公共政策之影响

“三鹿事件”的发生,最终使在我国实行了8年的食品免检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提出：公共政策的评估应有科学性及合伦理性两个维度,二者缺一不可。食品免检政策之失正在于其模糊了对人类生命价值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缺失了公共政策的伦理维度尤其是生命伦理维度,因此也就动摇了其继续存在、运行的根基。我们的结论是：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过程中必须始终贯彻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原则和理念。公共政策的生命伦理维度必不可少。应该借助学者、公众以及其他决策主体的力量,分层次、有重点地强化生命伦理对那些与人的生命健康价值休戚相关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和内容本身的影响。     

非涉外纠纷约定境外仲裁的条款效力问题探微

国内企业约定境外仲裁的案件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态度明晰化而受到关注,其所涉法律问题的核心指向此类仲裁条款的效力争议.现有的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没有正面的规定,而我国法院在典型案例中持否定立场,裁判依据却采用司法主权、公共政策等抽象概念,法律解释方法诡谲.对现行实践的反思,一方面须强调"涉外性"认定标准的适用;另一方面有必要对外商投资企业这一特定类型交易主体的争议解决进行反思.     

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伦理评价与政策透视———简评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一书

转基因作物/食品的伦理问题和公共政策作为当代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学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受到政府、学者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学、管理学尤其是哲学/伦理学层面则相对薄弱。毛新志教授的新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转基因作物/食品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方法借鉴。作者从事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的     

按揭房屋离婚分割制度的伦理思考——兼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

按揭贷款购房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以及在离婚时如何分割,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其中对夫妻按揭房屋的权属关系作了明确规定。但从伦理层面加以审视,这些规定过于重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忽视了夫妻财产的伦理特征,在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诸多伦理缺失,正式立法时应对这些缺失加以补正。     

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伦理精神的核心

公共政策是为公共所作的政策安排,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的伦理诉求.公共政策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共利益而作.公共利益的诉求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因而是公共政策伦理精神的基础.     

民商事判例法制度浅议

实施判例法制度能克服成文法自身的局限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的弊端。在注重制定成文法典的同时 ,应关注判例的作用 ,确认其法律渊源地位 ,尽快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判例法的制定主体应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判例法创制程序的科学性 ,是提高民商事判例质量和效用的重要保证。     

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伦理价值问题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它是一门关于公共选择的科学。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问题则是在公共利益的分配中对公平、公正、公益等伦理价值产生的偏离。政策选择主体的价值取向、政策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以及政策环境的主导价值都影响着政策的选择行为。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渗透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论我国法官职业伦理之德性建构

"徒法不足以自行"。防治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具有关键性作用。法官职业伦理则对塑造法官职业信仰,约束法官职业行为,培养法官职业美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在司法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改变了原有落后的局面。但在司法改革的软件方面,也即法官的伦理道德方面却捉襟见肘,改革迟缓,效果不佳,以至于影响了法官在人们中的信誉和司法的公信力。法官在道德伦理上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司法改革的水准,甚至是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所以,在当下,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与完善,法官职业伦理之德性发展与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和审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价值取向性、伦理自主性、主观能动性、自由有限性等伦理属性,以相对现实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和实现个案正义为其存在的伦理依据,其运行应当遵循彰显司法正义、彰显司法良知、讲求司法公信、符合公序良俗等伦理限度。     

企业改制中的债权人保护--论"债务随企业财产转移原则"

企业改制影响到企业财产变化,进而影响到债权安全.为了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发展出"债务随企业财产转移"原则,并最终表现为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条款,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现有司法环境下加大债权人保护力度的努力.中国现有的司法环境导致已有的法律制度无法应对企业改制中的逃废债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创设新规则,重新配置改制各方当事人的风险,更为直接地在现有司法环境下保护债权人.但是,分析也表明,新规则突破了现有的企业法人独立理论,因此,必须严格控制适用范围,否则可能在强调保护债权人的同时,束缚了企业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阻碍了产权交易,最终可能会妨碍资源在全社会的有效配置.     

这样的损失我可以要求交警部门赔偿吗？

为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打得起官司”,最高人民法院于4月6日公布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自即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院2000年7月公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进行修订。新规定扩大了司法救助的范围,明确当事人符合下列14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