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状况的日益恶化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也可能加强或减弱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研究了收入差距、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减轻了收入差距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尤其体现在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农村地区。收入差距通过减少医疗资源的配置从而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却通过其促进民间借贷和亲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以及其对医疗资源获取和保健行为的正向作用,充当了收入差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转变既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变量,也是探讨居民收入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至今(1978~2015年)约40年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清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之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收入差距,而之后则有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注重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密切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收入分配恶化现象。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1978～2016

本文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中国案例3个角度解析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显示,结构变迁会导致不均等的上升,但随着结构变迁的完成,不均等趋于下降至消失,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论文接着推导出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将不均等的变化分解为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结构性成分和其他因素引起的集中性成分。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探讨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将该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省级的产业人均增加值数据,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带来了中国区域差异的上升,但结构性成分呈减弱的趋势,近年已经基本消失。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断,也与中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变迁顺序及时点相吻合,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实证发现而言,中国的区域不均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短暂下降,接着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结构变迁的作用先扩大后减弱。有意思的是,结构性成分与集中性成分在大部分年份里相互抵消,且结构性成分在不均等上升的年份里起到主导作用。从3个产业分别看,农业发展一直对不均等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发展虽然多年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他两个产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结构性的,所以不一定能持续。综合这些发现,本文建议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也持续扩大,目前已逼近警戒线。为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持续扩大的原因,提出扭转差距持续扩大的对策,本文利用中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方法,对近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收入不平衡和地区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体。近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及时化解收入分配中的矛盾。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贸易传导效应及影响

此次历史上罕见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是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探讨了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传导渠道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研究发现,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恶化,具体变现为对外贸易整体顺差明显收窄,贸易市场出现波动,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与收入效应凸显,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传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明显。     

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部分,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来看,经济转型前30年,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其中既受到不完善的经济体制转变的影响,也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政府政策变化的原因。在近10年的经济转型中,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更多地显现出来,遏制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出现了收入差距小幅波动和高位徘徊的阶段。不可否认,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复杂且艰巨的,未来10年,只有坚定地、尽快地、尽力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收入分布数据,构建了一个异质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地评估了2011年个人工薪所得税7级新税制的福利效应。理论分析表明,税制改革不仅直接改变税后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局部均衡效应),同时还会通过改变资本市场均衡(资本回报率)来间接影响个体决策(一般均衡效应)。基于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模型的数值分析显示,以上两种效应使得在新税制下,中间收入人群(税前月收入0.2万~2.2万元)的福利有所上升,增幅为0.29%~6.88%不等;而高端收入人群(税前月收入高于2.2万元)的福利则普遍下降,降幅为0.65%~4.82%;余下的最低收入人群影响不大;整个经济的总福利提高约0.74个百分点。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情景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在以实际有效汇率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假设前提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对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无疑会“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的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采用支出法还是采用收入法计算得到的GDP的影响都不大。     

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与政府行为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有市因素造成的,也有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其中非市场因素对入两极分化的影响最大。政府要做的是加快市场化的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使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影响降到最低水平。“倒U”假说与收入分配不平等1995年,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英、德、美三个发达国家不平等状况与印度、斯里兰卡、波多黎各三个不发达国家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发现,各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发展中国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有更大度的不平等,由此归纳…     

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收入变量的比较

随着对中国社会经济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相应的住户调查数据也在逐渐增多,并且各套数据在调查方式、覆盖目标人群,甚至研究主题设计上都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本文对研究中常用的几套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在样本人群结构偏差、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收入分布与收入不均等程度解释因素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各数据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结构偏差,但这种偏差对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影响不明显;在一些数据中,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弱,并且与变量的度量误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具有相似性;不同数据来源的对数方差难以从变量结构特征和系数特征中得到解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讲,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一切因素都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这些因素来自自然、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既有影响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因素,也有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的因素,且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本文将把这些因素纳入由人力资本差异、二元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偏好、客观经济因素组成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就其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一分析。     

教育、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犯罪事件的大幅增加。本文通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犯罪率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犯罪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显著提高了犯罪率;教育水平的提升也会显著影响中国的犯罪率,提升初中生升学率能够有效地降低犯罪率;经济发展水平对犯罪率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犯罪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城市化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犯罪率。在此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政府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     

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对外贸易连续是15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再次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推向国际贸易的风口浪尖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有必要对均衡汇率理论进行综述,通过简要评述FEER、NATREX、BEER和ERER经典均衡汇率理论及其发展,和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研究的新发展,深入了解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我国平均消费倾向、基尼系数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误差修正模型,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进行实证研究。协整检验的结果说明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消费物价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实证结果看,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都是有较为显著地负向影响,且其长期影响尤为显著。     

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研究了中国农户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既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等微观因素,也有产业差异、区域分割、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非农就业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金融负债、制度与政策、区域发展水平等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就结构性收入分解看,不同的收入来源,其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同的影响因素,其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其中,基础教育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其余诸变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仅仅通过部分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关于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探究

中国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持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探究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初步分析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投资对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另外,引入工业增长率来反映经济发展所处层次与不同层次教育投入的需要,进而分析对收入差距的效应。     

居民持久收入研究

持久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模型,以及收入分布结构的特征、变化趋势,合理估计了未来高收入层的分布状况.从而给出了扩大我国长期消费的若干有效的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基于电子渠道需求预测的渠道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Jerath等人的需求预测模型,探讨了电子渠道信息收集能力如何影响渠道成员收益及渠道总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对渠道模式、信息分享策略的影响。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得到了渠道成员的均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销商总是选择不分享私有信息,而厂商的渠道模式选择受电子渠道需求预测精度、市场波动、电子渠道潜在消费者比例等因素的影响。渠道的均衡策略有可能是既无电子渠道也无信息分享,也有可能是有电子渠道无信息分享。同时,当相关参数范围满足某些条件时,可通过协调机制使得建立电子渠道、分享信息成为新的均衡策略,并且这一策略满足帕累托优化。     

增值税税负归宿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编制2018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从收入端和消费端对增值税税负归宿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从增值税税负归宿来看,农村居民消费端税负略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端税负高于城镇居民,总税负也高于城镇居民。（2）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来看,增值税扩大了农村及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由于收入效应的累进性较强,增值税缩小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3）从研究方法来看,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分析相较税负归宿分析研究更全面,结论更客观准确。应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调整税率结构,加大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以更有效推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