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新出版

“五四”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新出版则在“五四”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五四”对新出版的贡献在于引发了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新时代。     

基础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

口述史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和现实相联系,由此产生的出版物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如把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基层教育问题的研究,既可以拓宽教育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还有助于实现研究过程中精英视角与下层民众视角的结合,并最终调动起研究者对人的经验的重视,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育史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一大特点——口述历史性质探研之一

反映人际矛盾,是口述历史的重要特点.无论是政界人物的口述历史,还是文艺界、教育界人士的口述历史,在在展示出这一特点.这种现象,是由人的记忆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由口述历史的独特视角所决定的.口述历史的这个特点,可以促使历史真相越辩越明,也对口述历史的执笔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

现代口述史学的奠立 ,源于史学的一种悠久传统。它的复兴运动 ,源于美国 ,波及东西 ,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口述史学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 ,充分显示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 ,一种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人物的史学 ,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历史学。口述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巨大的反叛 ,新史学也正是在这种反叛中 ,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新诗传播媒介与建构

白话新诗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无论是新诗的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建构，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传播的历史印记。新诗的最初尝试与传播同步发生，新诗人的出现、诗歌流派的生成、诗体建构等均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相关。那些或者传统封闭、或者现代开放、或者呈现为特定的有限空间、或者呈现为社会环境式的无形空间的各类传播媒介，与新诗传播的主体受体一道，共同承担着新诗建构的使命，共同参与新诗的历史发展。~伙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媒介的一墓产生并不是直接取代旧的媒介，不是与旧的传产本丫未丫叭卜、尸播方…     

在事实与意义之间：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记忆与意义

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山西武乡，使武乡成为抗战的红色之都。然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却发现了新的问题。作为事件的总部驻地与作为意义的总部驻地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民众的口述不仅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为解读这段历史增添了真情实感，加深了历史的真实性，也更体现了理解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论西藏岩画的媒介生态学意义

从媒介生态学角度探究西藏岩画作为传播媒介的生存条件以及它在西藏史前传播作用，就会发现作为西藏史前的重要的传播媒介不仅丰富了媒介生态系统，而且它还使我们需要审视媒介生态的复杂性与平衡性、媒介原生态的保护问题等。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态势: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新闻史学界不断反思对于新闻史的研究,提出新闻史的研究必须突破"革命史"、"政治史"的束缚,继而转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更加倾向于深挖史料,注重对媒介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诸如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叙事学方法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的范围和角度而言,其研究范围之广、角度之新颖堪称空前。此外,对于专门史、个案和专题、新闻学教育以及新闻人物的研究也比之前更加兴盛。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     

跨界融合,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

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为了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要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树立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争夺有效话语权;提升对外翻译的影响力;借鉴国外媒体的经验、现成的国际传播渠道,提高与境外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构建合理的现代传播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区域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新媒体时代公众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城市形象传播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期媒体给受众“灌输”信息的现象．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集合了更多动力。在新媒体环境中,推动西南地区形象更加立体、全面的传播,应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形象植入式传播策略等方面着手。     

“蚁族”的传播形象建构及其动因

“蚁族”成为当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符号,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对“蚁族”的报道基本上沿着“纪实→感慨→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路径展开。在具体形象建构上,“蚁族”与“农民工”关联度较高,与“蜗居”共同被提及。“蚁族”的传播动因源于“蚁族”一词本身易于传播的特性及“蚁族”群体的自我推动。     

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强技术决定论,还是弱技术决定论,都过分强调了技术的核心与主导作用,而忽略了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需要导致了对过时技术的排斥和对新技术的刺激;另一方面,与过时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会延缓新技术的扩散。另外,传播技术对社会塑造力量的发挥,亦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为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技术—社会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文学传播媒介的静态含义及动态交互式结构

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是文艺学研究的学科增长点,也是文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突破口。引入媒介的维度使文学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存在,把文学从线性循环的二维平面结构提升为三维立体式的交互结构。从静态分析来看,文学传播媒介并非单一的、固定的所指,表现为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从动态分析来看,媒介是文学传播活动中的能动性因素,在文学创作、文学流通、文学接受三个环节中通过媒介化过程建构交互式结构。     

"族群"(Group)式传播形态的网络萌芽--兼论"族群"传播理念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趋势:无线、互动、族群式等,其中族群式传播特征最为显著,集中体现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网络论坛、网络游戏和个人网络出版的传播实践中。在新的传媒技术的推动下,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性需求更加主动,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不断走向分化,媒介类型和媒介形态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受众需求与媒介提供的多种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蜂房结构的多种小众化传播构成的结合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Group”。具体而言,“族群(Group)”传播理念,既指实体意义上分化的小众和小众化媒介所应用的媒介理念,也指目前在传统大众领域中,在节目内容选择、编排方式等方面可以推行实践的“族群(Group)式”传播理念,两者一显一隐,推行的步骤是同步的,这将贯穿于未来媒介的发展之中。     

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

题壁是书写传播时代的审美化大众传播行为之一.唐代题壁诗的传播主体主要是皇室人物、文人、僧人、妓女、良家妇女等;传播媒体主要有石壁、驿壁、寺壁、屋壁和厅壁及桥、亭、叶、树、竹等;传播意图有嗟贫叹厄、戏谑行乐、感物即兴、留言留念、扬名延誉、讽时刺世、传情达意、伤逝悼亡八大类型.     

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及提升路径

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核心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媒体,围绕着这个核心,国际传播力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主流渠道、主流受众、主流信源、议程设置与框架能力,这五个方面同时也是媒体品牌的构成要素。加强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增强议程设置和框架能力;善用权威信源,提高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善用公共外交,促进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