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乐记》到《声无哀乐论》——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立之旅

汉朝的建立和五行学说的风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力图找到宇宙论的根据,从而形成《白虎通》的音乐论体系;而《淮南子》则承庄子而采儒家及五行思想,却难以弥合其中的缝隙。汉朝的灭亡和音乐本身的发展,中断了儒道两家音乐论以政教为鹄的取向。于是在玄学大兴的背景下,嵇康以道家音乐论为基础,改造了《乐记》以“乐”为核心的儒家音乐论,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声”为核心的新的音乐美学,实现了音乐美学的独立。     

《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之“和”音乐思想的比较

"和"是重要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中多次提到"和"的观念,文章认为《乐记》中的"和"主要强调音乐的调和、和顺的功能,以达到清明政治的目的,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体现,所以可称之为音乐功能论;而《声无哀乐论》中"和"则主要指音乐自身的和谐,把音乐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肯定音乐自身独立的美学价值,具有音乐本体论的价值。     

《乐记》美育思想刍议

本文认为,《礼记·乐记》中强调的“乐教”,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把美育视为实施政治、伦理教化的必然手段,这是秦汉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乐记》十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典型形象在美育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乐记》中有关美育的必要性、美育的性质和途径等方面的论述。     

论欧阳修的音乐思想

欧阳修深受历代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在政治和教育中的教化作用。他崇尚古雅,排斥新声,讲求中和,以平心正体,修身养性,实现君子以成,天下以宁。他推崇《周礼》,积极倡导恢复礼乐,并将礼乐制度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用礼来规范社会、约束人民的行动,用乐来教化民众,从而为整个国家一统的政治思想服务。强调以《周礼》为本,唐朝为范,但又不主张盲目崇拜,认为当政者应当有所选择。对民间音乐,他有着积极的态度,不但用诗词描述和记载一些风俗习惯,而且还主动参与各种民间音乐活动,并利用民间音乐进行创作。欧阳修虽然始终没能脱离儒家礼乐框架,但其在音乐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     

《乐记》袭《易》考 ——《乐记》对《周易》思想的继承

《乐记》之形成受《周易》深刻影响,对这一问题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梳理,认为《乐记》或秉承其思想: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对立统一思想和变易的辩证思想、简易思想、崇德思想;或用其词句、袭其段落。通过诠释这些沿袭方式,揭示了《乐记》把《周易》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学,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南宋《乐记》理学化阐释的两种路向——朱熹与杨简《乐记》中礼乐思想比较

理学作为唐宋儒学转型之后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样态和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理学家在四书经学体系构建中,《礼记·乐记》《孟子》和《中庸》经传注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乐记》篇章被当作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经典被重新诠释,引导南宋经学注疏中对于礼乐关系的解读发生了新的学术转向。朱熹和杨简作为南宋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对于《礼记·乐记》的理学化阐释丰富了古代乐论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探讨。虽然同是基于理学心性论之上讨论《乐记》,却以不同的学术路向和哲学诠释法对《乐记》中礼乐关系重新阐释。把两者对《乐记》的阐释纳入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注疏体例、治学方法和哲学诠释路向的异同,辨彰不同学术特质阐释下的礼乐思想。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韩诗外传》的神话与儒家礼乐思想

《韩诗外传》在解析《诗经》与社会政治时,通过凤凰、河洛图书,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礼乐文化的一些神话传说,说明其与盛事气象和政治腐败的关联,而这些像的表达建立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具有劝谏用事与教化功能,体现了汉代学官的文化方式。其本身不具有神话创造意义,而是解读与文化资源调动运用,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音乐课程标准》冲击下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

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是指导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和纲领性文件。本文根据《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联系高校音乐教育的实际,阐述了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坚持以人为本,以审美教育为出发点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具体途径。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乐者，乐也”——从《乐记》与“孔颜之乐”看儒家音乐的发展逻辑

《乐记》是在儒家天人感应观念形成的理论过程中成书的，因此儒家对音乐的认识亦在动荡的思维革命中不断变化。礼与乐亦是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而便必须有特定的功能；音乐的功能在于感发人的善心，达到人与自身、社会、天地的和谐，所以它只是手段。在道德的最高境界里，乐音是要被扬弃的，圣人体会到的是“无声之乐”，这是儒家音乐衰落的重要原因。     

基本乐理教学思考

本文分析了<音乐理论基础>一书的框架结构和音阶调式理论问题,并将其与<音乐基本理论>作了比较,认为前者在中国民族音阶调式理论的论述上存在过于复杂化的问题,在篇章布局上不够符合基本乐理本身的原则和音乐教学的顺序性原则,因而执教者在使用此书时应加以适当调整,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现代音乐与乐理教学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乐理的教学问题.     

《乐记》审美风格论考

《乐记》之审美风格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心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来评判音乐的审美风格是否符合其审美标准,并以夏商周之乐作为评判的楷模。《乐记》的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乐记》视野下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我国古代的＂乐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培养和完善人格等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经典著作《乐记》正是多角度、多层面映衬出先秦音乐教育形态。本文从《乐记》入手,深入阐释汉代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王船山乐教思想探微

乐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王船山继承并对儒家乐教思想加以新的阐释.他从形上追求、社会进化、当时社会现实等层面分析了建立乐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的教化.他认为乐教能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深入挖掘王船山的乐教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和造就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礼记·乐记》的贡献

《乐记》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和文论史上,比之以前,的确有重要创新之处,有创造性开掘和拓展。其一是《乐记》最早或较早论述了"物感"说。其二是细化了"乐"的发生层次——由"声"发展到"音"再发展到"乐"。其三是论述了"乐"之"宜",即"乐"的个性特点、对象的个性特点、歌者的个性特点,既相互影响,又相互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