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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嘎拉哈”释名东北的满族人,在春节期间有玩“嘎拉哈”的风俗。“嘎拉哈”又称“噶什哈”、“喀赤哈”,源于满语“嘎出哈”。《五体清文鉴》将“嘎拉哈”称作“背式骨”,列入“戏具类”中,《清文汇书》则称“嘎拉哈”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嘎拉哈”的学名称作“距骨”(Astragalus),是连接胫骨与蹠骨、即踝关节上的一块骨骼。“嘎拉哈”略呈长方形,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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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纪庄十九号汉墓,由于未出土印章等实物,无法明确墓主人的姓名与身份.《发掘简报》推测墓主人为出土书牍中大量出现的收信人谢孟,是东阳县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吏.然而,纪庄出土的书信牍有多个收信人,这些收信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同收信人的信会同时出现在此墓中,书牍中均无明确信息.本文对书牍中的收、发信人及其称谓进行考察,认为谢孟的“孟”为表字.“卿”、“卿主”均为尊称.写信人称收信人为“卿”者,地位较之称字者要低,或为晚辈;称字者,或地位较高,或年龄为长,或为平辈.结合26号和27号木牍的内容,笔者认为谢孟名高子,曾为东阳尉,其弟名谢贶.另对谢孟与墓主人的关系进行了推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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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郊区发现的‘使司’款金代银锭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金代银锭在我省发现不多,阿城县曾出土过四枚。一九七八年春,于哈尔滨市西南郊约四十里处的正红四屯又发现一枚银锭,形制同于前者,外观呈砝码形,束腰,边缘四周为水波纹。银锭长十四厘米,锭首宽八点五厘米,腰宽五点五厘米,厚二点五厘米。银锭上刻有“伍拾两”“行人唐公原”“□□称”的錾文,并加盖上“使司”“赵思义”及“?、?、?”等戳记符号。带有“使司”款的银锭,一九七四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的三十一枚金代银锭中,计有九枚,其中二枚也带“行人唐公原”、“唐公原”的錾文。可见,哈尔滨市郊区出土的这枚“使司”银锭,当为金代无疑。金代官署在铸造银锭时,为确保铸造质量、重量、成色等、在银锭上还錾出有关行人、称子的姓名和金银铺行的名称,这枚“使司”银锭上刻的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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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王锷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了比较完整的9篇《仪礼》竹木简,共计有469枚,27298字,经整理,分为甲、乙、丙三本。这是自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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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处祖国东北边陲,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东铁路沿线就有大批俄国工人及布尔什维克在活动,因此,这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黑龙江人民的觉醒,首先是较早地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黑龙江活动的影响。当时的《滨江日报》记载:“莫斯科共产党宣传学校女子部毕业生22人经赤塔来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又如1905年12月8日,中东铁路工人在哈埠俄国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领导下,实行了全线大罢工,从而激发了中国工人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远东报》记载中也反映出俄国布尔什维克(被称为多数党)在黑龙江的活动是很频繁的。该报说:“拉哈苏消息:自8月1日起多数党在黑龙江异常活动,3号由布埠派往什洛嘎轮船3只,满载红旗队防守拉哈苏与阿穆尔防军对峙”。中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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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发现一块金牌,出土时完好无缺并包以丝绸和金箔,后被人切成三块,其中二块已收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现存残牌及发现者提供的情况看,金牌长方形,四角抹圆,长13.9厘米,重百余克,刻有契丹文“ ”二字(见照片)。 关于此牌断代,1979年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它和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契丹文符牌是完全一致的”,“初步判定它是辽代符牌”。《奋斗》杂志1979年第11期《辽金元对黑龙江的统治》一文,说它是“契丹使臣(银牌天使)往来于鹰路上所携带的凭证”。《中国通史》(1979年版)第六册第二十九页标注承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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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世纪初,唐王朝在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下崩溃后,整个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争斗,最后宋朝起而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北方则先后为辽、金两朝所统治。贝加尔湖的大部分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于是先后成为我国辽、金两朝的辖域。辽王朝是以我国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因而又号“契丹王朝”。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对于我国北方进一步的开发,有较大的贡献。它把长城以北各族更紧密地同华北和中原联成一体。史载“契丹本东胡种”,“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至元魏自号契丹”,原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南北朝时,各部即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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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2)
本篇是作者继“说龍”(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5月)、“再说龍觚”(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10月)之后的第三篇考证文字。它是以马列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为指导,不是从古之“定义”出发,不是以《易经·(?)辞》以伏犠氏为“三皇”之一的“定义”出发,而是从梁武帝的伏犧氏与女娲两人首龍尾相交的石雕图像的“实际”出发,以晋《帝王世纪》所载夏禹“纳塗山女,曰女娲”为论证,提出伏犠氏即周室为了颂祖而神化了的夏禹的论断,并引“龍觚”一字标氏金文的考证及战国墓出土的漆盘上绘的龍型(“足”非爪而为“两匕首”)为证,也说明龍族(足)源于夏禹、后稷。并分析了七十年代殷墟“司母辛”(旧称“妇好”)基出土、注有“阜子(夷)”氏的“比”(两吏女跪侍形)字图铭,并以《颜氏家训》所记古汉碑之“伏”、“虙”两声相通为印证,作出了在古史学领域里一种科学的创新的论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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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县出土锯齿形骨器刘展,阎志林1994年春,黑龙江省巴彦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文物普查小组,在巴彦县松花江乡“王八脖子山”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枚锯齿形骨器。这枚骨器长6.3厘米、宽2.2厘米、厚1.5厘米,其中柄长3厘米、宽1.7厘米,双面呈锯齿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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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日为浙南金钱会起义130周年。1861年8月,金钱会在赵起领导下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次年2月起义失败,余部与进入浙南的太平军并肩作战。图一为金钱会起义遗址平阳钱仓龙虎岩,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二“义记金钱”,为金钱会的信钱。图三为金钱会起义的支持者、太平天国通天福白承恩墓和天福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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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先民就很喜欢音乐。在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青铜舞女雕像,她的舞姿正表现了某种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有一个男舞者石雕像,专家们认为这是舞圣湿婆的最早形象。在乐器方面,有一个脖子上挂着鼓的红陶塑像,还有两枚刻有鼓的图案的印章,还在壁画上发现了原始形态的维那和响板。此外,还有哨子、笛子等实物出土。吠陀时代,印度音乐有了明显的发展。《梨俱吠陀》是印度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诗歌集,其中有些诗歌是印度上古居民的民歌。《梨俱吠陀》中还提到了一种娱乐性的集会叫“萨马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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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以来,国内新闻界刮起了一股铜奔马的旋风。说是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知它为何人所造?也不知墓主人是谁?这一困扰了历史、考古学界20多年的老问题,由董红、白明“两位年轻学者”找到了答案:铜奔马的设计师和监造者、雷台墓主人是东汉明帝水平九年(公元66年)任武威太守的张江。这条“爆炸性新闻”不胫而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