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与实践探赜

“执两用中”是中庸之道的核心含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核,也是清代皇帝执政的一大特色。类似表述还有中庸之道、中正之道、中道、中和等,多见诸《清实录》《起居注》以及御制文集等文献。“执两用中”是整体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其以不偏不倚的哲学方法实现了清朝皇帝的中道理想。考察“执两用中”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清朝皇帝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深入解读其帝王经学体系以及政治实现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信任的构建与选择——基于私人借钱行为的考量

关系与制度是影响信任构建的两大因素。本文通过对私人间借钱行为的考量，来探讨这两者在信任中的具体构建情况。通过分析发现，人情、面子等因素是制约制度信任选择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信任构建应该摒弃情面观，由特殊的关系信任向普遍的制度信任转化。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中庸之道对企业竞争力的制度作用

本文探讨中庸之道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原理,提出中庸之道可以是企业的一种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为企业的制度、组织形式、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提供潜在的制度安排,从而有助于形成源于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竞争力。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完善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刍议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旨在解决财产所有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冲突。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善意取得制度不够完善、具体，此种状况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从具体案例出发，以我国现今法律中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为基础，主要在善意取得的条件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粗略设想。     

论我国城市准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制度构建

针对我国城市准公共服务满意度低,民营化进程缓慢,城市政府部门构建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准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微观制度,但未能将各微观制度系统化,以致于我国城市准公共服务民营化存在着制度缺失问题。为此,从城市准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与消费维度,系统构建与优化城市准公共服务民营化制度尤为必要。具体而言,重新构建与城市准公共服务生产民营化相关的政府规制制度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与城市准公共服务提供民营化相关的法律制度与监管制度;构建与城市准公共服务消费民营化相关的消费者需求表达制度、生产者及提供者回应制度。     

秦汉皇帝制度与分封制的纠结

皇帝作为名号确立于秦,历汉代政局变动,其概念逐渐成型。皇帝制度在秦朝取代分封而成为国家根本制度,并不意味着分封制就此退出政治史舞台。分封制在汉初复活并与皇帝制度相纠结,经汉初政局变幻又被皇权一再弱化,这一政治现象的原因潜藏于皇帝制度的特质之中。     

宋代皇权场域中的宰相致仕探析

宋代致仕制度不断发展,打破任职终身制,加快官员新老交替,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然而作为官员最高代表的宰相,致仕制度对其任职时间约束却很小,宰相致仕除身体健康状况外,主要由皇帝态度,与皇帝亲疏关系、为政作风以及朝政形势等因素决定,致仕原因不尽相同,凸显出制度运行与适用的特殊性。宰相罢相为官与罢相致仕具有本质的不同,反映出宋代中枢政治的复杂性。     

显学缘何不热——为20世纪“中庸学”之落后把脉

“中庸学”既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显学,也是世纪之交倍受世界文化关注的大智慧,但统计学材料表明,20世纪有关中庸之道的学术研究已经与其为显学的地位很不相称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与人们对中庸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定位认识有关,2、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景况有关,3、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偏颇有关。     

唐代次对制析论

次对作为中唐以来新兴的奏对形式,是关乎君臣沟通的重要制度.它的产生与当时朝会听政制的转型、唐德宗猜忮刚愎的具体政情密切相关,此后历经诸帝损益,终唐一代,为皇帝延英、入閤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行政中发挥着相当作用.由是之故,唐王朝中央的政治权力分配、皇帝的统治实现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且影响着此后的政治体制变迁.     

中庸之道与企业竞争力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企业竞争力取自普拉哈拉德和哈梅尔提出的核心竞争能力(Core Competence)思想.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中庸之道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的一种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为企业的制度、组织形式、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提供潜在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企业竞争力在核心竞争能力推动下表现出的各层面的竞争力.不过,这种相关性并非完全显示正向或必然性.     

基于EVA指标的薪酬激励制度分折

文章在对EVA原理和委托代理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薪酬-绩效系数变化的实证规律,提出应以EVA为核心构建企业薪酬激励制度,并进一步具体讨论了激励制度从基于非企业价值方式向基于企业价值方式转换及提升对应于各类激励方式的薪酬-绩效系数具体数值的改进方向与措施.     

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上述要求出发,本文从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制度运行模式等方面对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初步研究和探讨。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综述

从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两个宏观的层面对国内学者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概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在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又从国体与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具体层面进行阐述和分析。最后，总结了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     

论夫妻财产法律制度构建的原则

夫妻财产法律制度在遵守着民法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具体的法律原则，这些具体原则是夫妻财产法律制度有别于其他制度的标志，法律原则之选择是夫妻财产制度构建是否合理及能否达到应有效果的保证。选择不同的法律原则来指导立法，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也会体现不同的法律价值。笔者认为，夫妻财产法律制度，从契合婚姻关系本质来说，夫妻财产法律制度的原则应遵循夫妻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和利益平衡等原则。     

我国隋朝财政策探析

我国隋朝财政政策探析肖长中隋代开国皇帝杨坚，是一位对治国之道很有研究的皇帝。他所实行的理财兴国措施，据史书记载：“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处”￣①，“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②。对历史上工商税的主要来源之一的盐、铁，从生产到销售实行开放政策，既不专...     

对翰林制度的立体透视——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

翰林院机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枢体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翰林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杨果著《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书 ,以翰林学士制度为核心 ,在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首次对从唐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的翰林院机构的演变及其政治运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揭示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运作的一条规律———皇帝身边起草诏书、传达命令的近臣 ,因与皇帝接近、参与决策、掌管机密而逐渐获取大权 ,变为朝廷重臣 ;当其外化为朝廷重臣后 ,皇帝便赋予新的近臣以权力 ,近臣则再度外化 ,如此层层剥落 ,中枢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