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居士佛教初探

居士,梵文Kulapati(迦罗越)的意译,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信徒的俗称。慧远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卷一)居士的重要条件是家境富裕,足以为佛教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智(岂页)也说:“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观音义疏》)依此理解,“居士”这一名词的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它通常指在家信徒中较有资产和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宋代“居士佛教”,沿用佛教史上的一般称谓,主要是指宋代官僚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所说“居士”,非指世俗一切信佛者,而又限于他们的上层分子。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辛弃疾与佛教

辛弃疾因号“稼轩居士”,又号“雨岩居士”,故有学者把辛弃疾看成是一个佛教居士,把他的词也看成居士词。其实不然。辛弃疾与佛教之关系,不过是他具备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应具备的佛教知识与修养而已。虽然仕闽期间,辛弃疾有过参禅经历,但他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也非佛教居士。作品分析表明,辛弃疾对待佛教的立场,完全是一个佛教文化的消费者和享受者的兴趣与姿态。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

中国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佛教的终极关怀是世间,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佛法的修炼来解决世间基本问题,出家修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中国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居士佛教将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中国佛教在北美道场的建立及其全球化的努力

纽约大觉寺、庄严寺、南山寺、湛山精舍、洛杉矶佛光山西来寺,以及美国佛教慈济基金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会的建立及其全球化的努力,说明中国佛教能够在北美广为传播,这得益于僧人与居士共同推动的全球化努力,二者各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一不可。中国自古以来严格的佛教“丛林”制度和儒家伦理是确保佛教能够在北美乃至全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文化基础。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以明清黄州士绅为例

晚明出现了佛教的短暂复兴,而士绅的佛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以佛教居士自称,醉心于信仰生活,热心于佛教事务,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是,到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佛教复兴思潮的退去,士绅对佛道二教的信仰热情减退,重申礼教的地位,本阶层意识增强。本文以黄州士绅为例来探讨士绅的信仰生活与本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回应卜正民所言"士绅社会"的问题。     

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

《佛法金汤编》为明初岱宗心泰所编,乃后期居士灯传的发轫之作。面对唐宋以降的佛教转向,作者藉此编纂希望僧俗两界重新考虑居士的佛教定位,以适应佛教民间化扩散的历史事实。将居士誉为佛法的金城汤池,把灭佛、排佛的敌对王臣纳入居士之中,以及对宋代居士的绝对偏重,可以看出作者希望笼络所有社会力量护持佛教的良好愿望。     

维摩手段·娑婆渡舟——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居士及居士团体在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居士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重要的特色之一.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究造成马来西亚居士佛教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以期找出其中的脉络,更清楚地展现出马来西亚佛教的不同面貌.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

一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又是精通禅理的佛教居士。当时人称他“当代诗匠,又精掸理”。后人称之为“诗佛”。他的诗受到佛教禅理的影响,古代诗论家评之:“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词句,皆合圣教”。“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掸”。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王维中年以后的诗歌创作,确实受到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他的诗作有一部分直接宣扬禅宗的哲学思想,有些则借山水景物,表现虚无空寂的境界。本文试图分析王维部分有代表性的山水诗中的禅理,及其如何融于所描绘的山水景物。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青年开始奉佛。他在《大荐福寺大德道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交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可一居士”辨析

“可一居士”与《三言》关系密不可分。《喻世明言》明衍庆堂刊本卷首署“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较”;《警世通言》明兼善堂本、衍庆堂本卷首署“可一主人评(或“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较”;《醒世恒言》明叶敬池本、衍庆堂本首有“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的“序”,卷首署“可一主人评(或“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较”,并有两印;“可一居士”,“理学名家”。据此可知,“可一居士”与《三言》关系绝非寻常。但这位惹人注目的“可一居士”究竟是谁?至今尚无定音之锤。本文拟就此问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并非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 书·序记》虚构出来,而是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 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但 他们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 华一体”、“中华一家”中成员的思想意识。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