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模拟

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理解和应对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00-2020年数据为基础,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人口-经济系统模型,通过设立不同情景方案模拟未来人口负增长变化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总量并不会因为人口负增长而减少,依然呈现上升趋势,而人口负增长对GDP总量增长幅度会产生负向影响,且随着人口负增长幅度的增大而加剧,但GDP减少幅度与总量相比数量变化并不明显;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甚至抵消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提升速度越快,经济提升力度越明显,但人均消费水平提升过快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当人均消费水平提升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GDP增长幅度就会减少。未来应把握好我国人口机会窗口,激发改革红利,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潜在挑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山东省人力资本空间结构的重心转移与形成机制分析

合理的人力资本空间结构是实现区域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山东省人均GDP、GDP增速、非农产业比重、每万人医生数、每万人病床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人均教育投入、每万人学校数、高中入学率、每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对人力资本影响较大的指标 ,利用GIS方法分析了山东省 1 990～ 2 0 0 0年人力资本空间结构的重心转移过程 ,揭示了人力资本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     

基于人口指标的群体人力资本核算理论与实证

作者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为基础指标,设计了群体人力资本核算指标体系和方法,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3年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增长了60%。其中教育的贡献份额为51.4%,人口规模的贡献份额为46.9%,经验的贡献份额为2.0%,而健康的贡献份额为-0.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甘肃人口文化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甘肃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但人口文化教育的城乡差别、年龄差别和性别差别比较大,与全国相比仍处于后列。     

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视角的退休年龄延迟差异化研究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由于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及差异性,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周期性和滞后性.受到人均寿命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医疗保健投资费用增加等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使潜在的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发挥效力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退休年龄延迟可以促进我国高素质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基于此,文章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结合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视角,从参与主体、实施措施以及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提出退休年龄延迟的差异化思路.针对技能型劳动者和知识型劳动者分别提出渐进性的弹性退休政策和最低工作年限政策,以期为我国退休年龄延迟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索洛增长理论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再根据理论模型的结果构造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收集和使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实证研究还表明:(1)初始的人均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条件收敛的情形;(2)人力资本投资、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人口始终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控制人口增长与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首先确定两个事实:一是用进出口贸易的资料证实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不是泡沫经济,而是实际增长;二是通过中国各种人口统计指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TFR)论证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笔者认为当前TFR值1.8是可接受的。其次,通过减少人口投资,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力资本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论证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并指出人口是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人与自然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对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的几点思考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无不感受到我国人口转型带来的巨大效益,可以说没有人口转型所创造的优越条件,没有人口分母的缓慢增长,我国人均GDP及综合实力不可能如今天这样强大,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提升。无疑,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双重政策效应,产生了中国奇迹,改变了中国命运,然而,人口转型会伴随难题,难题依然需要我们关切,客观认识现阶段我国人口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有助于对此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     

中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分析

200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收集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相关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同时结合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本文对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继续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小学阶段义务教育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率,文盲率持续下降。但是,我国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状况也还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1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首次超过8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接近初中毕业图1 1990~2004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甘肃省环境压力的影响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分析了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动态变化特征,甘肃省环境可持续性状况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并以1998年为分水岭,之前,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处于环境承栽范围之内,此后,出现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且总体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同时。万元GDP生态足迹以较快的速度递减,表明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且潜力依旧巨大。以1991—2006年甘肃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经济（人均GDP）、社会（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人文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加,富裕程度的增强都将不同程度地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而产业结构的适当调整能有效减轻环境压力。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人口增长、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以CO2排放为例

基于1978—2007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实证分析了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能源强度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能源强度与CO2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人口总量对CO2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城市化水平其次,人均GDP最小。短期来看,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对CO2排放波动影响较大,而人口总量和城市化水平影响不显著。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Household Income in Turkey: Does Ethnicity Matter?

In Turkey, the GDP per capita of eastern regions, where the Kurdish population is dens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tribution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on racial/ethnic inequalities in household income, particularly across Turks and Kur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analyses,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urks and Kurds. However, this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 diminishes if the household head is working.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household income increases with education, while decreases with migration and being settled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regions.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differential returns to Turks and Kurds on 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 are lower in higher income quintiles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省际间人口迁移流动及原因探析

按照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的正负,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地区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对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有显著影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对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人力资本净流入影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又是决定职工平均工资的主要因素。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Versus Genuine Progress in South Korea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r genuine progress i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Using data covering the period 1970–2005, the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An empirical model is then specified and estimated using growth in GDP per capita and growth in the GPI per capita as dependent variabl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physical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orts, and inflation are all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growth in GDP per capita, only physical capital is a driver of genuine progress.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policymakers to identify and target other determinants of genuine progres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South Koreans, rather than focus attention on tradi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