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的“雅丽”标准

一、“雅丽”标准的提出“雅丽”一义见于《文心雕龙》全书总纲之一的《征圣》篇。《征圣》篇的主要宗旨,是要“验之于圣人遗文”,即揭示圣人著作的优点,并对圣人著作,特别是“可得而闻”的孔子著作的经验加以总结。对于圣人著作,刘勰主要揭示了两方面的优点:一、圣人著作有鲜明的社会作用,能为政治现实服务,有益于人的思想道德修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丁原明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懦”（《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     

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

郑玄对《论语》意义世界的建构，重在构画出孔子之圣人形象。孔子隐圣同凡，以谦卑的姿态诱进和教化世人，与凡民共同生活在礼仪共同体中。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制法的圣人与谦卑的圣人构成了圣人的两面，而这两面恰体现于《乡党》一篇中。郑玄通过对《乡党》首末两章所含隐义的充分开掘，营造了孔子生具圣性足以制作法度，却不遇王者的忧伤处境，但孔子不被凡人所知的“伤”却又可以转化为圣圣相知的“乐”，其关键就在于孔子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作《春秋》以制明王之法，郑玄以此表达了儒家所希冀的明王与贤者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郑玄思想中的圣人观念、圣圣相知的道统观念、孔子之“伤”与“乐”，都可与后世玄学、理学关于圣凡之别、有情无情、理学道统等的讨论构成参照，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有必要跳出以范畴概念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经典中的生活世界以及后世注疏对此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     

关于继承与超越孔子政治文化学说的断想

孔子创立的政治文化学说在春秋末期,孔子基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政治统治原则,提出了他的政治文化学说。这是其系统的政治学说中最富有历史创造性的部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去圣乃得真孔子？

从孔子的生平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来看，孔子倡导仁学，为华夏开辟了一精神传统，孔门弟子、儒家学者即是从仁这一儒学核心概念出发尊奉孔子为圣人的。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选择通过出仕、得君行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从“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角度尊奉孔子为圣人。孔子的“圣”有多重含义，如果“去圣”，只能去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代表“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圣，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孔子是不能被“去圣”的。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论孔子何为“圣之时”

孟子评价古代四个圣人时，赞誉孔子为“圣之时”。本文从简要介绍前三圣形象入手，解读了“圣之时”的意思，“圣之时”在孔子身上具体的体现，最后指出“圣之时”体现了的孔子人生境界。     

借帆出海：我译《论语》的策略

《论语》是通达孔学、理解孔子必读的原典。《论语》中很多脍炙人口的教诲与西方文化中很多名人名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时将二者并置一起,彼此大可水乳交融。为了努力帮助西方读者明白易懂地欣赏《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思想之精华,通过在翻译《论语》的某个篇段之后,加上“欣赏与评说”部分,用一种最为明晰的方法阐述孔子的思想,其中最为有效的一个手段便是,用西方文化中人们熟悉的思想为孔子的思想作脚注。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从中希文字与口传的“通约”看中西文化的取向

文字与口传之间“通约”的特征是审视一个民族文字与文化本质的重要视角。汉族文字与口传之间的通约充满着异质的排斥性，文字不屈服于口传，而是超越于口传；希腊的字母文字与口传之间的通约则洋溢着同质的亲和性，文字俯就于口传，成为口传的类音符。从两族文字与口传通约呈现的“张力”与“引力”，可推导出中希(西)对待文字态度、操用思维范式、求知求真最高路径的各别文化取向。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自我观探究

五四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启蒙思潮的双重滋养下,青年毛泽东的自我观是徜徉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他推崇个人的崛起,但始终不曾放下自我的公共担当;他理想的自我虽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理想人格,但终究还是以救世济民为落脚点。在他关于自我、个人这些近代观念的演绎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传统情怀。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要圆满完成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战略任务，就必须纠正关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原则，在实践中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切实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精怪:亘古至今的信仰与叙事

精怪信仰是中国民间基层文化的重要内容。精怪叙事以其特有的个性与作为地方传统的精怪信仰密切相关。书面传统与口头传统在互动之中为中国精怪信仰和精怪叙事的发展作出贡献。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亨利·米修与中国

亨利·米修与西方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在精神探索中与中国智慧携手,将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和中国风物置于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哲学的多种层面上,以西方作为参照,在他的眼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表现为一种智慧。中国绘画与诗,与书法同道、同源,密不可分,这三者之间内在的和谐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与宇宙、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重表现而非再现,重神似会意而非描形摹状。中国戏曲的虚化对米修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人趋虚向道,走进道家智慧。道家思想使诗人获得一种新的关照、新的眼光、新的语言。道家思想给予了他某种务虚智慧,使他的诗歌创作悖逆西方传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茅盾小说“时代性”的内涵及其根源

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开创了充分反映"时代性"和"社会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文学创作精选时代性的主题,在最具时代感的都市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厚的历史內涵。茅盾小说"时代性"的根源主要是时代的需求;对生存环境的认同;自身的文化积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其政治生涯和政治家气质所向。     

申纬汉诗中的中国形象暨汉文化情怀

申纬是朝鲜李朝后期著名诗人,其汉诗有着浓郁的中国情怀。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对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景仰之情。申纬之汉诗平易质朴,但其中所流露的对于中国的热爱却是真挚感人的。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