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由武汉大学、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台北鹅湖杂志社和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于2005年9月9日至12日在武汉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比利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近150人,提交论文120余篇。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学者们就现当代新儒学三代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儒学在当代的作用与意义、当代新儒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现当代新儒家研究这次大会讨论的重点即是熊十力与…     

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后新儒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以"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思考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读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新儒学”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而今不同了,往日的“绝学”成了“显学”,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这股“新儒学”研究的热浪与方克立先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先生的近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全文37万余字,以下简称《现代》）,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翔实的资料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揭显了“新儒学”何以在中国大陆由“绝学”到“显学”的发展轨迹,表达…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续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侧记

一、“牟宗三”在继续1995年4月12日.当代新儒学大宗师牟宗三先生鹤驾西归.在当代新儒家前二代中.牟宗三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代表人物,无疑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牟先生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究竟是“后牟宗三时代”.还是“续牟宗三时代”?1996年底,我应邀赴台北所参加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为之提供了一个哲学史和社会学的答案.会议展示了一个新儒学的继承和开展的总面相、总特征,它表明“Mou Zougsan(哲学)”并没有“Past”,而在“Continuing”;新儒学发展所进入的阶段.是“续牟宗三时代”.     

论徐复观"老庄艺术精神"阐释之儒道汇通视野

徐复观释儒学为形而中学,根源于人性、人心,强调艺术的社会干预功能,他以新儒家的立场解道家,消解道家形而上学色彩,经儒家之眼过滤后的老庄艺术精神并不"纯",而带有明显儒家化倾向.儒道汇通也是徐复观等台港现代新儒家们一贯的学问视野.     

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与"历史总体"问题——从分析牟宗三、李泽厚、安乐哲诸观点出发

近代以来,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成为儒学研究的焦点,当代新儒家兴起后,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儒学超越性的讨论。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与安乐哲提出了不同观点。李泽厚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安乐哲则强调应该消解儒学的超越性本质,代之以开放性的过程哲学。但二人皆有从根本上取消儒学超越性品格之嫌。通过吸收三家的观点,在李泽厚礼由俗出和文化积淀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从历史总体的视角来分析儒学超越性问题。在这一视角中,一方面,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超越性应该来源于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成中英先生的新新儒学及其本体世界

东亚精神性传统不只儒家一脉,但儒家对东亚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性格的演进,推波助澜而甚力,倒是毋需争议的。所以考量东亚精神性传统,着重从儒家着手,大概不会有错。从20世纪的"五四"开始,儒学就有了"新"(现代)、"旧"(古典)的分野。下迄1970年代,又续有"新新"(第三期)和"新"的区别。现代儒学和古典儒学讲起来是相对而言的,却非别子立宗;新新儒学,虽然是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跨前一步,好像仍要在新儒学的框架内来讲。哲学世界这一桃红柳绿相映成趣的别样意思,殊值细细品味。先来说明,为什么讲"新新儒学"。     

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论董仲舒的"礼治"思想

董仲舒吸收融合了新道家、新法家等诸子的礼治思想 ,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 ,形成了以仁德为本 ,以礼治为主 ,兼容阴阳五行学说 ,倡导“三纲五常” ,礼主法辅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仁德论、教化论、“天人感应”论和“三纲五常”论四部分。     

儒学之"魂"的附"体"与新生

今年5、6月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一个名为“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大陆和台港儒学研究学者不少,但对儒学的现状和前景,却弥漫着一种缺乏底气的、悲观的情绪,以致于有基督教学者公开提出质疑:你们所谓儒学,观点论域不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现在讲对谈,我们实不知与谁(?!)来对谈。这个质疑,虽嫌尖刻,却颇切中要害。但据我个人近年来对儒学发展状况的观察,觉得对儒学的未来,应持一种适度乐观的态度。我在大会的闭幕会上就此做了一点回应:主要是提请大家注意近四、五年来大陆儒学发展中…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论当代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牟宗三先生与第三期儒学之发展

<正> 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牟宗三先生首次提出了儒学三期说,认为由孔孟荀到董仲舒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宋明儒学则代表了第二期。现在将转进儒学第三期发展。四十多年来,牟先生为疏解前两期儒学和建构第三期儒学。探赜索隐,显微阐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就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中的学术地位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时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