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梁启超新文体与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创立的新文体(又名“新民体”、“报章体”)在中国近代散文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可是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此缺乏研究。本文作者不揣浅陋,试论新文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一) 新文体不仅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维新变法宣传的利器,面且同新文化运动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守旧派胡思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     

兼收并蓄 推陈出新——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特色

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极具特色。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新文体语言:“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这种语言,是梁氏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文学语言的散文用语,与散文的发展进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中国先秦散文,例如甲骨文的语句,是极为简略的,且多不成篇。《尚书》便有些文采,不过复句之表达,还只能依靠“意合法”。到了《易经》和《论语》,虽然是语录体,句子却复杂多了,复句有时用上了关联词。战国以后,百家争鸣,散文蓬勃发展,特别是以“文气颇盛”见称的《孟子》和《庄子》,文采斐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

<正> 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

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而启动的“史界革命”至今历时一百一十周年.这场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却至今未能得到学术界清算.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对《新史学》所信奉的“线性进化论”及其“四弊二病”说作一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朝花夕拾》艺术特色初探

<正> 自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鲁迅写下了十篇回忆往事的散文,陆续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总题名《旧事重提》。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编集时,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这十篇散文,记叙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展现了从清王朝末年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广阔的历史画面。它是我们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的重要资料;而且,它以独特的、富有至情和风趣的艺术风格,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年了。四十年来,《讲话》的根本精神在文艺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为大家所公认;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对《讲话》的意义的评价就有不同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五分法”,即“五四”时期的文学(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另一种是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黄绣球》的作者是谁?

《黄绣球》是晚清比较著名的一部小说。共30回。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至十二月《新小说》第15至24号,刊出前26回,标“社会小说”,署“颐琐述,二我评”。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小说社出版单行本,续足30回。颐琐显系笔名,其人为谁?人们不详其生平事迹,历来付之阙如。经笔者考证,颐琐当为梁启超的化名。《黄绣球》一书,不仅是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物,而且,文本研究的     

浅谈肖红散文创作的特点

纵观肖红的散文创作,可以说,1934年底流亡到上海至“七七”抗战这段时间的创作最能代表其散文创作的成就,这阶段作品收在《商市街》、《牛车上》、《桥》等散文集中,这时期肖红散文创作走向成熟,形成了其散文创作的独特个性和风格。 第一、注重细节描写。肖红散文描写以观察——捕捉——描绘三个环节的合谐统一,     

建国以来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述评

以1976年为界,四十余年来的梁启超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侧重于对梁启超思想的探讨,特别在60年代,《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曾对如何评价梁启超的思想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论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梁启超,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肯定看法。伹对此后梁启超多变的历史面貌,评论界歧见纷纭。由于普遍以是不是革命派、农民起义为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因而对改良派的梁启超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甚至脱离了史实去评价梁启超。这种评判态度直至1980年出的《梁启超传》(孟祥才著,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见其踪影。这时期从文学角度研究梁启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范围极窄,集中在有关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及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