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

针对既有留守儿童研究把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忽视留守儿童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征,本研究从分离的形式、时间、空间、时机等多个维度来还原具体的亲子分离模式,并藉此考察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在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情绪、学习成绩和主观幸福感五个方面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上述五个方面,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差异。特别是,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主观方面,与父亲分离对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论点深化了目前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工的家庭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夫妻收入差别和年龄差距会影响幸福感吗?——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 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CSSCI

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随之弱化,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文章应用2015年CGSS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表现为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社会支持还通过影响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既具有直接影响又具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间接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家庭规模间接影响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的考察,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评价原则的探讨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是社会养老保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 ,尽管各国都进行了许多有关的评价研究 ,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评价还没有较成熟的权威性量表 ,各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传统的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 ,以及老年人口的特点 ,探讨了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的思路和内容     

社会安全阀机制与贫富差距调适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一客观不争的社会事实。社会安全阀机制则起着调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而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可能导致的利益和社会冲突,维持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立足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着重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健全和完善相应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基础上消除较大的贫富差距。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Li of the Hai-nan Island]

Hai-nan Island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5,520,000, of which 85% belong to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13.4% to the Li ethnic group, and there are other small minorities. Since 1949, the population of Hai-nan Island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d a serious population problem exists. Among the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for the Li people in 1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Island has been very rapid for 2 reasons: 1)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moving in from other places, and 2) a high fertility rate among the Li people. In order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Island, the 1st step should be to slow dow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the Han people. The Li people live mainly in rural and poor areas, and their production level has been very low. In the past 30 years,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health care and livelihood of the Li people. Before 1949, the total number of Li people was only 300,000. By 1980, the Li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o more than 740,000, more than doubling the 1949 figure. Thi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has hel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Li people. On the average, each household in the Li autonomous region has 5.3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family planning is needed for the Li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having more children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change in the minds of the Li people. The policy of offering economic reward to those who follow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is working, and more work is needed to curb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论e时代的发展

e时代悄然而至,没有大革命的激昂,没有大萧条的阵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人关心e时代,讨论e时代,参与e时代的决策,不仅大有必要,大有可能,而且已是时代的必然。本文试图对e时代的缘起、趋势、物质基础和社会特征作一简要的描述。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结束了我国实施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本文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模型,以研究2016—2100年全面二孩政策下基本养老金收支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夫妇越多,养老统筹基金开始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相应地向后推移,处于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区间相应地缩小,并且,养老统筹基金的累计结余随之增加.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二孩生育比例处于10%—30%的低生育水平,在维持原财务状况不变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4.44%—17.75%;处于50%—70%的中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0.36%—12.10%;处于90%—100%的高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8.44%—9.01%.这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改善我国养老统筹基金的收支关系,缓解养老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但是该政策受到生育保障力度的影响.     

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效应研究

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与"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相比,"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未能比"一刀切"补贴方式更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档次。本文利用引入新农保制度和政策信任程度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及实现条件,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辽宁省调研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和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为条件,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可能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家官方网站的相关政策文件为样本,以政策支持农民养老为理念,以系统协调性为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农民养老政策系统不协调表现在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本政策系统与环境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