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元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其中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背景与内涵。海运体制中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特点为:达鲁花赤为蒙古、色目人所垄断,万户、副万户多为北人,千户及海运府的幕僚官多为南人。元廷重视海运官员的选任,待遇优厚,然北方官员与世袭职役的南人海运官员多有矛盾冲突,社会隔阂较深。就役海上的艰辛使得各族海运官员均重视天妃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同时在语言、曲艺、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互动交流,展示出海运体制中交织着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多元的文化交流。     

清道光六年试办海运漕粮费用考

魏源称道光六年试办海运漕粮费仅百四十万,河运帮费丝毫无有焉;而主持海运全局的琦善向皇帝密陈海运所用皆为外筹办漕杂费,不但丝毫未费帑项,且较河运省费甚多。经考证,海运之费不仅包括海上水运之费,还包括首尾两段的内陆河运之费,合计白银1424380两,其中州县帮费银约1007880两、帑项约416500两。琦善深知道光帝只不过把海运视为权宜之计,为迎合道光帝吝惜帑项的心理,故意把海运费用窄化为海上水运之费,又把饱受诟病的河运帮费说成是海运杂费,以邀功沽宠。魏源明知海运用了河运帮费而称河运帮费丝毫无有焉,反映了他希望兴海运以除漕弊的变革大计。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

明代的漕粮是旨在确保北方政治中心的供给，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明政府对漕粮的折征实行了严格而有限量的控制，同时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把它作为弥补中央年度财政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漕粮的“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的“积年通欠”，直接引致了京边等仓储的匮乏，从而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道光初年河(运)海(运)之争探析

漕粮是中国特有的实物税征收方式.它是维护封建王朝的血脉,也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漕运自秦朝即已产生,开始以河运为主,后来又开始了海运.但除少数王朝外,河运是基本的运输方式,清代也不例外.但因为各种因缘巧合的原因,海运在清前期屡有提议,道光初年成为事实.这次海运曾在朝野引发了广泛争议,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展开激烈的讨论,所反映的问题是令令人深思的.     

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

漕粮海运是晚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海运收益管理研究

从分析海运收益管理的决策目标入手,将海运收益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分析了收益管理决策的内外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提出提高收入和降低成本的各种途径,并从整体上提出了海运收益管理决策的系统结构模型。     

元代天妃祭祀与帝国海运秩序的维持

元代拓展利用海洋的重要举措就是实行粮食海运,而为祈求海道安全,蒙古人寻求神灵世界的帮助,天妃作为汉地传统的航海保护神为元朝所继承。官方的天妃祭祀服务于帝国海运的安全,不仅元朝皇帝时时遣使致祭,司职海运的官员亦积极建庙祭祀天妃以确保帝国生命线的畅通,其天妃祭祀仪式在继承传统礼制的基础上,力求凸显元代皇帝受命于天的权威以及族群和谐的政治秩序。天妃信仰对于沿海承担海运任务的民众起到一定安抚人心的作用,不过吏治腐败和始终奉行的族群分离政策使得海运秩序最终崩溃,元官方奉行的天妃信仰在两浙沿海航海民众中影响有限,留给世人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感慨。     

国际贸易中海运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

海运提单是国际贸易中极其关键的单据,合理合法地使用海运提单对于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意义非凡。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货物流转速度加快、相关法律不健全等因素导致提单的不规范使用,引起倒签、预借等各种提单风险的发生。未来应通过加强对贸易伙伴的资信调查、选择合适的贸易术语、制定适宜的信用证条款等策略来防范海运提单风险的发生。     

海运履约方之法律责任问题探析

2008年12月鹿特丹规则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海运履约方,但是对于海运履约方责任的界定还不甚清晰,存在许多悖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对其责任期间、责任范围、责任限制以及责任方式等规范无法有效实现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实质上是鹿特丹规则与各国具体规范衔接断裂所致,综合不同国家的观念,完善海运履约方的责任制度,是实现履约方责任的唯一途径。     

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技术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基于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分析,运用索罗残差法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海运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经济体制及科研环境等变量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海运服务贸易通过产业关联效应、竞争因素、学习和示范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实现其技术外溢,而技术外溢效应水平主要受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在海运服务贸易之外,经济体制约束和科技研发支出均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     

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社会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日俄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加深了内蒙古的落后局面;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由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为振兴蒙古族、救亡图存,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图强新政,开启了内蒙古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城市居民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

本文在对当代中国道德价值观念变迁研究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我国城市居民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城市居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与皈依交织在一起,虽然现代化进程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仍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基础。此外,还对城市居民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了因素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当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持肯定性或否定性看法时,他们对其他类似的社会现象也有可能持相同的看法;当他们认同某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时,他们对其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可能持相同的态度。更进一步地说,当被访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度较高时,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程度也较高;当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度较低时,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程度也较低。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