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论刑事违法的独立性

在“行为-责任”的犯罪论体系中,阻却违法事由属于排除刑事责任的客观情况,违法性不作为一独立的判断层次。德日等国三层次犯罪论体系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凸显违法性独立的必要意义。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则是建构在主观违法论基础之上,并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正当化事由排除在违法与犯罪成立的研究之外,导致在某些问题上不能提供合理的解说以及刑罚处罚上的间隙。     

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功能实现的阻碍

与犯罪斗争是社会治理永恒的话题,过往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修改的争论集中在犯罪趋势、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关系、刑罚适用性三个方面,透露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刑罚功能定位三个方面的阻碍,使其难以很好发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功能。对此需要明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个体评价机制,并对未成年人刑罚重新定位,构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探究

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是刑罚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弄清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刑事责任的理性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认识行为人何故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刑罚根据一体二性论

刑罚的根据是刑罚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形形色色的基于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刑罚根据一体论,均以报应论和功利论的二分为前提,都是实质上的二元论,都没有刑罚的科学根据。一体二性论把刑罚的根据看作一个整体,把刑罚的报应性和功利性看作这一整体的二重属性,其中,报应性是其本质属性,功利性是其自然属性和价值性属性。     

未成年人监护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构想

未成年人监护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监护义务,不仅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会破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加强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行为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行为的刑法规制需要从未成年人监护人刑事责任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式和非刑罚方式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等方面进行研究.     

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标准是否降低的反思

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但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以更好地运用刑罚手段规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热议问题.但仅依赖刑法手段不能有效抑制此类犯罪现象,无异于"饮鸩止渴".刑罚正当化根据、社会责任以及刑法稳定性这三个角度表明当前我国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规制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依赖社会治理手段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防控.     

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性质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立法、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性质本身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而是一种由犯罪行为属性所决定的附随性后果,体现的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追究的多重性、多层次性。     

刑事责任能力比较研究

刑事责任能力对于成立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刑事责任能力是责任的要素而不是责任的前提 ;刑事责任的本质是犯罪能力而不是刑罚能力 ;在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时 ,应当兼顾生理标准和心理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对于一些特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法的规定既表现出共性 ,也有一些差别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

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人权保障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的变革,这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必然要求;刑事司法观念的革新是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的途径。中国刑法立法演进的过程中,在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条款等方面,进一步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于制定经济刑法典的思考

经济刑法典是经济刑法立法的专门法典化形式 ,即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专门规定经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典 ,对各类经济犯罪作出详细、系统的规定。我国经济刑法立法今后是否采用、能否采用经济刑法典形式 ,需要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实际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刑罚的犯罪学演变——以化学阉割方式为视角

阉割刑作为法定刑种写入一国刑法典的几乎没有,但多数国家却在事实上存在这种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且被规定成一种可以影响犯罪者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治疗。“化学阉割”在全球范围正被越来越多国家通过立法接受,然而由“化学阉割”引发的争议却从未停止过。“化学阉割”的实质是风险刑法背景下刑罚由事后控制转向矫正预防的价值理念。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略论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及其限度性——兼评《关于办理侵权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价值趋向界定的科学与合理。就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价值选择而言,首先从利益平衡分析,应在维护创作者合法垄断利益原则的前提下,兼之以公共利益协调;其次就保护战略的选择而言,保护程度的强、弱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文章随后考察了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现状并以价值选择作为视角切入对《解释》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据此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几点设想一是提倡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二是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种体系;三是设立新的资格刑;四是修改罚金刑。     

论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的认定

因为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对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行为定性时举棋不定的态度和回避问题的行动 ,形成量刑畸重或畸轻的结果。对刑法价值取向的趋同认识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想基础。而法律的专门规定和扩展解释 ,则是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应当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 ,作出罪责刑相一致的处理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修改和完善

死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尽管现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改,但死刑罪名的设置还不够合理,死刑罪名数量仍然很多,这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因此,我国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合理设置死刑罪名,大范围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以适应国际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