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司马迁两个断限之重探

《史记·太史公自序》涉及两个断限,有人认为此分别为司马谈父子作史断限,言之凿凿。我们认为：司马迁父子并撰《史记》,而《自序》中的两个断限当为司马迁撰史过程中修改的结果,是其对现实反思及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氏父子云,《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其字数理应少于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不仅一百三十篇粲然具在,而且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反比原著多近三万字,而记事涉及太初以后事,乃至昭宣元成之际。显然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原貌。梁启超说:“现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

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史料现存两条: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的佚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     

法律用语溯源(一)

罪莫大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堕先人之所言,罪莫大焉。”罪没有比这更大的。罚当其罪: 《荀子·正论》“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用功,罚不当罪,不样莫大焉。”《三国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皇甫枚的籍贯应是今日的同心县

路志霄同志在《皇甫枚及其〈三水小牍〉》(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1)一文中说:“皇甫枚,……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人,……原来著籍三水(今陕西省邠县)”,(晰按:唐代的三水县属邠州,今陕西省旬邑县)。这就是说,皇甫枚的原籍是甘肃,以后著籍三水。他这样说,必有所据。但语焉不详,不好悬猜。据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皇甫枚是三水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所写的《三水小牍》中《王知古为狐招婿》、《殷保晦妻封氏驾贼死》两篇,篇末均有“三水人日”云云。这与《史记》篇末著“太史公曰”、《聊斋志异》篇末著“异史氏曰”是同一用意,用以直接表述著书人的意见。《三水小牍》,也即“三水”人写的“小牍”之谓也。篇末的“三水人曰”和书名《三水小牍》,     

司马迁立身行事及其它

《史记》成书过程中,司马迁的思想认识及其立身行事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在其《与挚伯陵书》、《太史公自序》、《悲士不遇赋》及《报任少卿书》中,标示出明显的轨迹。 一 在《报任少卿书》中,对于任安“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申述再四:一则曰“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再则日“如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