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背景下华文新诗的文体边界

新世纪十余年来,新诗遭遇了网络的狂欢,使得本已错综复杂的华文新诗的文体边界问题更加朴素迷离。尤其是微博、手机媒体等与新诗的融合,更显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的急迫性。但不管如何,艺术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制约着,新诗诗体建设也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文认为,要解决好华文新诗的文体问题,应从诗艺和诗意两方面入手,在把握诗歌本质的同时,倡导诗体规范与实验创新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华文新诗诗体。     

新诗文体建设的四大误区

新诗文体建设的核心是新诗的音乐性问题。音乐性是新诗最薄弱的一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新诗文体建设中的四大误区：（１）新诗拒绝音乐性；（２）新诗贬低外在音乐性；（３）韵律就是刑具；（４）民族诗歌传统的断流     

编辑排版与早期新诗的文体建构

在早期新诗的发生发展历程中，编辑排版作为现代传播中的技术手段，深度参与了新诗文体的建构。编辑排版的样式促使早期新诗人萌发了诗体意识，逐渐从自发建构走向自觉建构，编辑排版的意图和效果在编读往来中相互汇通，编辑排版贯穿于创作和传播过程；早期新诗的版式差异较大，反映了新诗文体逐渐凝定的过程，诗行和诗节成为新诗文体的基本建构单位；编辑排版是对版面空间的设计，利用拟形、标点、行式组合等手段，建构了新诗文体的视觉形式，不仅对听觉审美、诗意传播起到导引和配合功能，还因其视觉上的效果、心理上的效应，拓展了新诗文体的审美范畴。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2 0世纪 2 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建设时期 ,社会的相对稳定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五四时期新诗的政治化革命向艺术化改良发展 ,使 2 0年代真正成为了中外诗歌大融合的时期。 2 0年代中期 ,特别是 1 92 6年是新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年代 ,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确立标志着新诗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新诗在 2 0年代不但建设起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诗形 ,还建立起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诗体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建设也较有成就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论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

五四时期是新诗的草创时期 ,是新诗的文体建设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过渡期。白话诗 (新诗 )的文体建设受到了五四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 ,破坏性的改革大大胜于建设性的改良 ,导致不拘形式、自然流露的诗风盛行。随着革命风潮的缓和 ,只破不立的诗风转变为既破又立 ,新诗的文体得到初步的建设。由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带有较多的非诗因素 ,因此五四新诗的两大特点是“散文化”和“平民化”。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生存意识”及其写作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历史趋向

“生存意识”作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总体趋势,既是写作转型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学走向现实的结果。在这一前提下出发,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历史走向也同样浸润着“生存的主题”。当然,作为一种文学个案和独特的文体形式,新诗的发展路径一直有着自身的特点,在结合“世纪初诗歌”涌现新质的基础上,本文从五个方面,研讨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历史走向,进而重新审视诸多热点现象和悬而未决的历史话题。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论当前新诗语言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诗语言的口语化、散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为新诗开辟了道路,也为新诗带来了很大流弊.为此,重新审视新诗语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鲁迅新诗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者身份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创作的新诗明显呈现出一种结构的叙述模式,并隐藏着一个观照、审视与评判的叙述者,由此体现出鲁迅新诗体式的特别与奇异,说明鲁迅开始创作新诗就孕育着诗歌的文体可能性和诗歌创作的文体自觉性.这在打破旧体诗的基础上是一个崭新的诗歌文体的构建,具有始创与开拓性意义,对我们今天的诗体创新无疑是有启发和参照价值的.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及对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少对抗多和解的诗体演变史。古代汉诗诗体的形成采用了人民创造、官方倡导和名诗人创制三种方式,其进化通常采用的是诗体渐变的文体改良而非诗体突变的文体革命,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有主流诗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诗体垄断,诗体总是呈现主流诗体与非主流诗体、时尚诗体和古旧诗体多元模式存在。古代汉诗诗体是新诗三大重要诗体资源之一,对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和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诗对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和百年新诗史中始终存在的律化与自由化对抗现象,都与古诗休戚相关。古代汉诗诗体对新诗诗体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现代诗学研究的生态与动态

自晚清“诗界革命”至今天新世纪诗歌的百年诗学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持久地引起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研究探讨,一百多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伴随、见证了新诗研究的经验得失。事实上,在小说、散文、戏剧诸领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内部求新求变的矛盾冲突像新诗这样难以调和、极端多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自我否定和推倒崛起的呼声像新诗这样频繁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