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古代就一直存在证人基于一定亲属关系可拒绝作证的法律制度,现代国外许多国家也有证人在涉及自身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公共利益四种情形下享有拒证权的法律规定,而我国现行立法却否定证人享有拒证权。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法的最大价值追求,也有利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结合我国国情,证人在自己有受刑事追诉危险、特定身份关系和特定职业关系时可享有拒证权,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形下会丧失或被取消。     

论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家庭成员”之界定

我国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对＂家庭成员＂界定时,需厘清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近亲属＂规定的混乱局面,遵循大陆法系传统,借鉴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成熟经验,以＂近亲属＂概念界定＂家庭成员＂。应借鉴国际社会和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立法经验,扩张＂近亲属＂概念,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具有同居、恋爱及其他相关亲密关系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相关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在刑诉中的地位及权利

近亲属既是诉讼的参加人,又是最称职的诉讼行为的监督者,重视近亲属的诉讼地位和权利,具有社会的、伦理的、功利的、文化的、法治的理论根据。刑事诉讼法要正视近亲属特殊诉讼参加人的地位,合理界定近亲属的范围,修改完善存在重大问题的法律规定,承认近亲属相互容隐的权利,豁免近亲属之间的作证义务,强化近亲属之间的会见权,切实加强对近亲属权利的保护,如此方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强化文明公正执法,促进法治发展。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的证人制度

本文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制度进行了一些探讨。在证人资格方面认为具有感知、记忆、表达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享有证人资格，并进一步分析了单位不适宜作证的若干原因。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困难，分析其原因，指出应加强宣传教育，并完善立法．促使证人出庭作证得以真正落实。最后，鉴于维护公序良俗的需要，鉴于各国的立法实践，我们认为在我国证人制度中应规定拒绝证言权。     

证人拒绝作证应否负法律责任

证人是以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是否应当追究法律责任,追究那些法律责任,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研究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强制作证的例外--试论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探讨

在法律上给亲属证人设定一种拒绝作证的权利作为强制作证的例外,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务之急。在我国《证据法》呼之欲出之际,笔者主张在维系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合理成分的同时,适当认可亲属证言特免权及其主体,在我国未来的《证据法》中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略论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与对策

在三大诉讼中,证人和证人证言对查清案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能。但在法律实践中,由于历史、社会和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导致证人拒绝作证是常态,而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成例外。证人拒绝作证有时会导致整个诉讼制度无法运作,法律正义无法实现,但有时强迫证人作证则同样会失去公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有关证人作证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从法律制度上防范证人拒绝作证。     

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行政变更判决的适用

中国行政变更判决存在＂适用范围单一＂和＂适用稀少＂两个典型特点。考虑域外立法和中国变更判决适用现状,司法变更权可以扩大适用至以下情形：针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予以直接剥夺的行政争议,行政给付争议,具有民事争议因素的行政争议,羁束行政行为产生的争议和＂裁量收缩至零＂的行为及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行为引起的争议。在扩大法院司法变更权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中国《航天法》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的航天事业近年来不断取得重大的进步, 相比之下, 中国的航天立法相对滞后, 《航天法》立法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航天法》立法是维护国家外空安全、进行国防建设、航天技术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包容性发展的需要。《航天法》立法是中国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维护中国外空资产和空间活动的安全、空间商业活动的发展、突破外空外交困境和发展中国外空战略的迫切要求。中国《航天法》立法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共识和立法实践、立法研究、国际立法借鉴以及国际合作借鉴等基础。     

民生立法的几点思考

现行我国民生立法存在以下不足:立法数量较少,体系不健全,部分法律内容陈旧、理念滞后,一些法律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个别法律与实际脱节。完善我国民生立法,应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立法原则上,应确立特惠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权利保护、基本保障、强化政府责任和前瞻性原则。其次,在立法内容上,应加快法律的立、改、废进程,健全民生立法体系,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第三,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民生立法的先进经验。第四,在立法技术上,应注重“宜细不宜粗”。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与保障

我国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开放形象,降低了我国综合竞争力。为此,我国必须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的先进经验,通过构建“一个法、两个意识、三个机制”来打造我国科学的纳税人权利及保障体系,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全面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     

新兴传播模式兴起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重构研究

三网融合带动了传播技术上的多重变革,推动了新兴传播模式迅速兴起,“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划分已经不能完全涵盖日益涌现的传输手段,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日臻成熟,需要立法层面予以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称《著作权法》送审稿）仍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通过分析“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特征及其区别,考察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以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模式,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对中国的立法路径与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网络与移动等新技术通过采集用户历史数据和分析用户偏好从而推送相应的信息,形成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美国、欧盟及国际上的相关法律条约通过“向公众传播”概念的解释补充,以及技术中立的立法路径对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规制;中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仅规范“交互式”传播行为,忽略了对新兴传播模式的规制,应在原有“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的规定,进而实现既有法律规定向“向公众传播权”的过渡,为新兴传播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法理支持。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我国物流业法制现状及其完善

近年来伴随我国物流高速发展而出现的物流制度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物流法制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纠纷不断。要消除我国物流法律体制给物流发展带来的阻却,首先应全面考察我国物流产业和物流制度现状,找准突破口;然后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物流立法经验,明确思路;之后,按照合理整合现行法律、有效补充法律缺失的思路,完善我国物流法制体系。     

再谈沉默权

沉默权是公民在受到国家刑事追究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国家为保障该权利应履行的义务。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沉默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完善的沉默权制度。     

中国退休年龄制度中的悖论

通过实证研究和中外文献比较,发现中国退休年龄制度中存在悖论.其刚性的义务性退休年龄规范同时假定“照顾女性”与“强制退休”这两种不能同时成立的前提,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和国际立法潮流.其结论必然背离初衷,为此已引发大量性别歧视纠纷,危及社会稳定,并阻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及中国政府履行反歧视公约义务.应当以“赋权”两性取代“照顾”女性,设置双轨制弹性退休制度.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中强制工作措施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建议

从法理上来看,虽然强制工作措施在协助自助和互惠性原则上具有正当性,但也存在限缩宪法生存权保障意旨的疑议,因此并非可以无条件地实施。实践上,我国当前社会救助制度在实施强制工作措施时主要存在立法政策化、欠缺对劳动能力的具体认定以及忽视强制工作的品质与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为建构起既能"安贫"又能"脱贫"的社会救助制度,有必要从立法目的以及具体的立法建议两个方面来指明我国强制工作措施精细化立法的方向,以期对我国社会救助法的出台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