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性传统

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因为在逻辑自恰性、形式化与精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与匹敌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还将居于主流地位。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理性经济人”──兼评两种界说方式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逻辑前提和立论基础,然而,它究竟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还是事实如此,则历来众说纷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催生了近代市民社会法和统治的形式理性,它们同时又是经济形式理性的前提条件和扩张终点,可以确保其不受传统价值观念和政治权力干扰而发挥最高运转效率。这种"合法的理性统治"是理性经济人概念思想体系所由之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理性经济人"究其本质而言,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非现实的、假设的范畴,而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产物,也是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论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

本文探究的基本问题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发展脉络是什么.首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追根溯源,从中挑选一些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学术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内在的演变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论立法的合理理性

法律理性化是西方法律文明从古希腊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通过对法律理性概念的分析,剔除了其中的形而上的部分,并建立起合理理性的概念.继而阐述了合理理性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合理性与现代法的理性构造

“合理性”是当代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之中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学术词汇 ,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概念大厦的基石。它既代表客观、理智和规范的现代行为方式 ,同时也在对象性、主体性和反思性方面为行为之选择预设了相应的标准或条件 ,而这些条件恰恰正是现代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根据。因此 ,借助于合理性概念所提供的分析框架 ,我们便可以窥见现代法构造上的合理之处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     

德语背景中的不同经济伦理流派比较研究

霍曼的经济伦理学、克斯劳夫斯基的应用伦理学和乌鲁利特的统一性经济伦理学,分别代表了德语背景中的三大经济伦理流派。霍曼的经济伦理学强调外在环境对现实道德变革的决定作用,否定以个人伦理学的观点去分析现代经济伦理,提出了经济伦理中的还原论;克斯劳夫斯基的应用伦理学建构了经济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相统一的思想;乌鲁利特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经济合理性和交流合理性内涵,并对其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对等性和自主性思想体系。德语背景中的三大经济伦理学派的研究和争论至今仍然处于活跃状态。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分歧

文章指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意识形态批判向度的分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不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性质的不同.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