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阐析--一种重新审视日本现代史的理论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是近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日本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阐述了传统的"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变化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形成于战时,延续于战后.这一理论的提出,给日本经济史研究以很大的刺激,使日本的银行制度、劳资关系、生产技术史、殖民地经济同战时体制的关系等,均得到了研究和探讨,为日本史学各领域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它过分重视战前和战时的断绝性、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抹杀了战后改革的历史意义,因此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     

现代日本史学家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战后,日本史学家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他们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论著。下面根据现有资料对此作一简要介绍。关于中国古代史下限的探讨这个问题,一直是日本史学工作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的下限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1984年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其时限自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涉及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就研究范围而论,则包括考古、金文、国家、社会以及经济史、财政史、政治制度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法制史等方面.日本《史学杂志》1985年5月号出版专集,对此进行系统     

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

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核心是以文化为标准界定中国历史分期的时代区分论.日本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围绕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的展开与深化.从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相关论争,可以窥测二十世纪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若干特点与动态.     

《史料日本近现代史》已出版

日本三省堂1985年4月出版了由中村尚美、君岛和彦、平田哲男编辑的《史料日本近现代史》全三卷。其第一卷为《近代日本的形成》(开国到大逆事件、合并朝鲜),第二卷为《大日本帝国的轨观》(大正德谟克拉西到战败),第三卷为《战后日本的道路》(被占领时期到1980年)     

现代日本"大东亚"战略的缘起

一、近代日本东亚战略之阶段论 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就其战略 重点和政策目标而言,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 阶段: 其一是“失之欧美取偿于东亚”的历史 阶段。其时间断限大体为1868年至1879 年。在这个期间内,日本国家确立了具有军 事、封建特征的近代天皇制的政治统治,并 通过出兵台湾、向中国索取战争赔偿,以及 强行占有琉球王国,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 约等,完成了所谓“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和 政策。     

优生学史研究的现代观

旧的优生学史研究,总的来说,纳粹的人种主义和优生政策被看作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其发展过程中可以抽出一些先驱者的类似思想,这些思想对纳粹主义负有当然的责任。如十九世纪法国人戈比诺的人种思想,英国高尔顿和德国普雷茨的优生学,都是这种思想的罪魁祸首。关于这一问题的典型例子还有达尔文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否应负责任的争论。     

"会社"概念与现代日本企业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都抱有很大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更是研究的黄金时期。但是这些研究存在重大的缺失。为弥补这个缺失,有必要对"会社"这一日本本土概念作系统的分析,并了解"会社"这一概念对日本企业管理制度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即在阐明"会社"含义基础上,从"会社"与股东、管理层及员工的三层关系真正理解日本企业的组织运作模式。     

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

一、战前的中国研究——以支那学为中心日中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文化联系密切。人们常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形容两国关系的特殊亲密性。但近代日中关系史却不象言辞那样美妙,基本上是日本侵略与中国抵抗的历史。早在甲午战争爆发的二十多年前缔结《日清修好条规》时,明治新政府对中国的野心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这一背景下,战前的“日本中国研究”也得到特殊发展。近代以前,江户幕府采取锁国政策,     

南朝鲜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一南朝鲜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刚刚开始,研究队伍还不强大,研究的角度也比较单一.从研究范围上看,南朝鲜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包括中国的近代史,基本出发点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东亚历史的普遍现象之一进行研究.不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原因,南朝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出现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动向.     

日本行政法史述论

据日本史书记载,日本法制史始于弥生文化时代。然而,作为日本法重要分支的行政法,究竟是怎样形成、发展的?这是我们深入研究现代日本行政法所不能缺少的重要课题之一,应当加以关注。但是,由于日本行政法史历程久远、内容繁多,故本文只能概要述论其主体脉络和基本内客,并试图按以下四个时代的划分,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一些规律,以期达到引以借鉴的参考目的。     

中国日本史纵深研究的若干思考

4月22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筹办的“新时期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内东北、华北、华东各地的学者近50人与会。会议的特色是以前辈学者为中心,展开新老学者对话,共同回顾、总结和交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经验,探讨新时期日本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为我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发展,提示出新的方向和指针。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近代日本史学家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近代日本与中国东北的文化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奴役与被奴役的历史。但不容否认,这期间也不乏某些日本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尽管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但也比较实事求是地、以较严肃的学术态度,对东北地方史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现根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对此作一介绍。一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历史,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加上中国东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日本,所以很早以前,日本学者便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兴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为例

本文以岩波书店战后四次刊行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近现代史部分为例,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从"日本帝国主义史"转向"日本帝国史"的范式变化轨迹。这一过程与战后日本史学的整体发展阶段基本对应,反映了具体时代背景下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如何理解和把握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     

日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从对1945年8月14日战败的深刻反省出发,至今一直在探求正确研究中国的观点和方法。客观、科学、批判地审视中国,建立一个符合事实的中国形象,这对于日中两国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世代友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项研究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精神,狂妄地沉醉于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与研究述要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好的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     

徐世华教授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徐世华教授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徐世华先生，中共党员，１９３２年生于山西五台，１９６０年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曾任西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现为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扎根西北，在中国史学理论与教育战线上呕心沥血，奋斗不已。徐先生在其多年的治学生...     

日本"共同体"起源、传承与现代企业精神

共同体为前近代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经济相当发达的日本,其企业却具有十分强烈的共同体特征,根源于日本民族在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所形成的源远流长且极为浓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历经世代砥砺与熏陶得以永续地拓展加深,铸就为民族的品格与作风。日本现代企业人的敬业、团队与顽强进取精神,赋予企业以勃勃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