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蕃将知多少?

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此一阶段各民族、地区间交往极其频繁,在唐代出现了来自许多民族的所谓“蕃将”。那么,唐代蕃将究竟有多少呢?国内冯承钧、向达先生,国外桑厚     

论唐前期幽州地域羁縻州的佛教活动

唐前期,幽州地区有一些羁縻州的胡人和汉人参与良乡县云居寺的刻经活动。慎州的袜辐酋长家族参与刻经活动,还有家族成员出家。安置内蕃袜辆的燕州胡汉混居,胡人、汉人、道士都参与佛教刻经。安置内蕃突厥的顺州也是胡汉之民皆有,存在佛教徒。这些羁縻州的文化面貌呈现多元化特征。宗教信仰的转变是内蕃胡人及羁縻州汉化的重要标志。这些都是我们观察唐朝前期河北北部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内蕃胡人的精神世界时值得重视的现象。     

浑邪休屠族源探赜

浑邪、休屠虽为匈奴部落,但并非匈奴本族。休屠部的形成与河西月氏人有直接关系。河西月氏人中有“酋涂”部,“酋涂”即“休屠”。匈奴打败月氏后,大部分“酋涂”成为匈奴的休屠部,其余则西迁至酒泉一带,成为小月氏之“酋涂”部。霍去病出征河西后,小月氏“酋涂”降汉,成为河西“休屠”的一部分。匈奴浑邪部来自义渠中的“浑邪”部落。“浑邪”即“混邪”。混邪与商周时期的“混夷”有族源关系。混夷衰败后,一部分融入到义渠中,成为义渠浑邪部。义渠被秦国打败后,一部分义渠人北迁,最终被匈奴征服,成为匈奴浑邪部。匈奴休屠、浑邪部的族源虽非匈奴本族,但其首领有可能是匈奴贵族。     

南诏王异牟寻帛书所谓“退浑王”考——兼论吐鲁番《沙州豆卢军军府文书》记载的“吐浑可汗”

南诏王异牟寻帛书所记的“退浑王”是谁，偶有学者提及但尚未展开讨论。笔者结合唐代的藏汉文献，以7到8世纪吐蕃先后征服的吐谷浑、西山八国以及与之有交结的党项、仆骨首领等为线索，考证该“退浑王”或即吐谷浑亡国君主诺曷钵之子，吐蕃首封的“吐谷浑小王”，亦即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沙州豆卢军军府文书》所记的“吐浑可汗”。     

论金世宗制订“以女真为本”政策的历史前提

金世宗统治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尽力维护女真族的传统，以女真为本。金世宗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基于如下前提：一、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并不断走向汉化；二、女真人汉化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三、对海陵王汉化政策的矫枉过正；四、民族情感是推行“以女真为本”政策的主观动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其历史前提，为恰当地评价金世宗的“以女真为本”政策提供有益的视角。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北宋真、仁时期甘青藏区的民族法规初探

宋真宗、仁宗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北宋竭力经营甘青藏区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迪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藏区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此法律规范对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略论唐太宗的用人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盛世,许多旧史家一致认为“振古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在军事上,对内削平群雄,统一了中国。对外打击异族的侵略,平定了突厥、吐谷(读余)浑、高昌、龟(读丘)兹、于阗等国,扩大了疆土;政治上,励精求治,任贤纳谏,施仁政,废酷刑,建立制度,实行“羁縻”政策,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加强了封建统治;经济上,对农民让步,发展生产,以致“斗米三钱”、“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人民过上较安乐的生活;文化上开馆办学,编书修史,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用人。贞观之世,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北宋高氏家族兴盛原因探析

蒙城高氏家族是北宋有巨大影响的武将家族。探讨了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下高氏家族还能兴盛的原因,认为恩荫制度是其兴盛的前提,与皇室通婚是北宋蒙城高氏家族兴盛的一个重要手段,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谨的家风是高氏兴盛的重要因素,宋代的优待政策是家族兴盛的保障。     

从“浑脱”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一.作为囊橐的“浑脱”“浑脱”一名,最初绝非汉语词汇,而是百分之百的“外来语”,即非汉语的译名,这是毋庸置疑的.明代的陈士元在其《诸史夷语解义》中说道,“浑脱,华言囊橐也”,视其义相当于汉语中的“囊”.同属明代的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中,将“浑脱”解释得更为具体:“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谓之浑脱.”这里“浑脱”则被释为用以盛装乳酪等液体饮料的牛皮囊,而这里所说的“北人”,当是指“中国以北之人”,亦即北方境外非汉族的“夷狄”之流.故“浑脱”源自“不开化”的域外“蛮人”.是十分明显的.     

武则天与蜀道文化简

唐代大一统,蜀道是基地。蜀道沿线是唐朝建立的战略轴心和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武氏家族荣,崛起在蜀道。如果说武氏家族在蜀道北端龙飞长安,那么武氏家族在蜀道南部则凤呜剑门。江潭孕金轮,蜀道传说美。在广元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中,尤以武则天的传说故事最为引人注目。女皇启新运,治宏贞观朝。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在文化地理上,主要是在蜀道北部完成的,千古女皇的地位是在蜀道北部奠定的。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郑传斌金世宗完颜乌禄统治时期（１１６１～１１８６年）是金朝一代盛世，史家称之为“小尧舜”。金代为何到世宗朝才出现这种繁荣局面呢？这是与金朝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金世宗的“汉化”政策分不开的，所谓“汉化”实...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论忽必烈的汉化政策

12 - 1 3世纪 ,蒙古族在成吉思汉时统一蒙古 ,到忽必烈时不仅统一中国 ,而且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然而中原的经济、文化已是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 ,这种文化的差异 ,迫使忽必烈实行汉化政策。但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统一中国前是实行积极的汉化政策 ,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 ;李?乱事后 ,实行消极的民族政策 ,以民族歧视、保守落后为特点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泉州陈埭丁姓回族汉化原因辨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汉化”与“同化”在民族关系研究领域一直是敏感的用语。有些西方人类学家出于一种所谓的“公平道德感”(fairness and moral indigration)反对使用“同化”一辞。我国学术界也曾为此有过讨论。本文倾向于把“同化”作为这样一种意义使用,即:不同民族在共同生息、交往中所导致的文化趋同现象。在两个人口差异悬殊的族体交往过程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在文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唐代的“流鬼”和“窟说”

在探述唐代东北缘边民族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书所记载的“流鬼”究竟在哪里?根据已故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的说法,“流鬼”就是指今库页岛(苏联“萨哈林岛”)。197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斯特瓦氏著《库页岛史》,采用了白鸟库吉的这个论断;我国学者也有主其说的。在我看来,白鸟库吉的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多种史料辨析表明,“流鬼”不应指今库页岛(萨哈林岛),而应该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