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童养婚盛行之法社会学探因

清代盛行的童养婚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婚俗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娶小媳妇是无奈也是一种明智,折射出了先人的理性和睿智。童养婚深深根植于传统社会,它是论财的婚姻观和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产物,在为中下阶层提供便捷、低成本婚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溺婴现象,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可。童养婚的盛行也源于古人对婚姻和女性本身的深刻认识:婚姻的最大意义是传后;女子本不属于娘家人。     

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溺女习俗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陋俗,此项习俗盛行于近代华北地区,从其盛行地区、被溺女婴数量来说都令人惊叹!这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风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而且溺女习俗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从而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清代巴县孀妇的再嫁问题探讨

清代加大了对守节妇女旌表的力度,但与此同时,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孀妇面对生存的压力,夫家的逼迫和他人的欺凌,选择了再嫁。而清代因为溺女之风盛行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相当比例的适婚男子不能正常娶妻,这无疑又使孀妇再嫁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切在巴县档案中都有所体现。     

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

<得一录>是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结合地方志,透析<得一录>可知,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     

被漠视的女性生命权——溺女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溺婴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溺弃女婴,也称作溺女。这一陋俗在中国由来已久,直到民国时期,"溺女"现象在民间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的意识逐渐觉醒,知识分子更进一步有了对于"女人非人"的历史的新的审视、批判和考量,"溺女"这一现象也才进入不少现代作家的创作视野,成为被呈现的对象之一。现代作家们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女婴们可悲的命运和短暂的生命,并在思想不同、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一陋俗予进行了深刻的书写,这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思考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

盛行于清代四川地区的民间演剧活动，不仅是祭神、酬神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纵情娱乐的一大盛会。透过这一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举国若狂”的民间演剧背后竟承载着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尽管清代四川的社区类型有所不同，但民间演剧在促进和加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以及社区满意等方面，均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清代寺庙林管理制度初探

清代寺庙林管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民间组织（以佛教寺院为主）。造成这种双层管理模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许多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所必须承当的林业管理事务概不承当,而都由民间的森林管理主体承担,官府则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因此,清代寺庙林的管理是一种双层的管理结构。长期以来,国家管理机制与民间管理机制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

当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盛行清朝时 ,常州地区出现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女词人群体。她们中许多是姐妹词人、母女词人、夫妻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等 ,具有很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 :1.清代常州学术发达 ,有重家学的传统 ;2 .母教的传统 ,促进女子成才 ;3.闺房唱和 ,扩大女词人的影响     

哭嫁--一种仪式习俗的中国文化透视与思考

每一种民间习俗的传承都有其特定的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原因机制.哭嫁这种在现代社会还广为流传的民间风俗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本文认为哭嫁是婚礼的辅助仪式,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现代哭嫁应该更多地发掘其艺术价值,使其可以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承下去,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优秀本质和精髓.     

从民间小戏看乡土社会的民众意识——以太原秧歌为例

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小戏,往往包含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内蕴,反映着一地的社会民众意识。太原秧歌是产生于古太原县一带的乡土艺术,涵盖了农村生活的风俗人情,民俗文化,虽几近灭亡,但其社会历史价值不容忽视。以太原秧歌为例,从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看民间小戏与当地社会民众意识的相依互存关系。     

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民俗活动

民间动物造型不仅是一种民间美术,更是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显示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发展与丰富的民俗活动紧密联系着,本文主要分析了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生产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和装饰游艺民俗的关系.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怀梆与上党梆子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怀梆与上党梆子在文化背景、形成时间、语音语调、流行区域、民俗信仰、板式音乐、调式调性等方面的比较,得出两剧种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同,而文化背景、语音语调、流行区域、民俗信仰、板式音乐、调式调性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怀梆与上党梆子虽同属梆子腔体系而且发源地区又毗邻相依,但两者之间毫无源渊关系,以此否定了怀梆源于上党梆子之说。     

“五月生子不举”习俗考释

《史记》中有＂五月生子不举＂的记载,古今注者往往困惑于此,或者避而不谈。经过广泛调查和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五月生子不举＂的习俗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不但有现实的环境的原因,比如气候暑热、虫疫流行等,也有民间积累下来的观念因素,比如认为五月子命硬、不祥和忤逆等。     

浙江商贩文化中“叫卖歌”分析

叫卖歌是一种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商品介绍手段;是商品经济发展年代的一种质朴的歌声,是最经济、最通俗、最普通的广告;是商品销售与民间文艺结合的广告词。流传于浙江的各行各业叫卖歌,为我们展示了其内涵丰富的叫卖文化,是我们研究浙江社会、民俗生活和商贩文化的最珍贵资料。     

民俗:民众生活方式的模式化--民俗定义、性质新论

从生存活动的主体存在角度论述民俗的定义和性质是对传统民俗学客观化研究的反拔。民俗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为持存发展生命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化。民俗的化结构的模态化证明，民众不仅生活在物质形态的化中，更生存于精神信仰性观念化中。人类与民俗相伴而生，从远古一直走到现代。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